第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是西洋——包括欧洲和北美洲的黄金世纪。但在中国，却是最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
欧洲人以及由欧洲分支过去的美洲人，在人类接力竞赛的中途，由跑步而飞奔。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和从来没有过的思想，风起云涌的出现，西洋文明开始形成一种巨流。欧美两大洲进入一个崭新的科学、群众、追求人性尊严，以及疯狂的向外扩张的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诸如：
——发明火车铁路、电灯、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电车、电影、X光、留声机、轮船、打字机。
——发现石油。
——开创邮局，开凿苏伊士运河。
——军中女护士制度确立，女职员被雇用，妇女权利逐渐提高。
——工厂矿场林立，资本家兴起，劳工问题日趋严重。国际劳工协会（第一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第二国际），先后建立。
——绝对专制政体，和无限权力的君主制度没落，议会民主政府，迅速普遍兴起。
——各种前所未闻的思潮，如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纷纷产生。
——不断发明和更新战争武器：如大炮、巨舰。
中国却一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对上述新生事物还一无所知。大黑暗如故——政治思想如故、学术思想如故、社会结构如故、科学知识如故、科举八股文如故、贫穷愚昧如故、贪污腐败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缠小脚如故。一切如故，而且恶化。
事实上，起自十四世纪的大黑暗，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第三个黄金时代主要的是指对外的开疆拓土，它对国内的贡献，仅只限于维持了社会的秩序。第三个黄金时代像一个暂时天朗气清的台风眼一样，满族人以入关初期那种旺盛的活力，一鼓作气地为中国扩张出广大的空间。但在内政上，他们没有可以跟他们军事力量相称的政治能力，以致把明政府的罪恶传统，大多数都接受下来。所以大黑暗的凶潮毒雾，仍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
任何政权都是一个有机体，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四面八方反扑面至，只刹那间，中国社会又陷于明王朝时代那种伸手不见五指之境。文字狱是促成大黑暗迅速反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它促使官员们丧失了理性、道德和法律观念。发现保持官位的方法，只在于俯首帖耳，不在于明辨是非。
大黑暗重临的按电钮人物，就是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最癫狂的乾隆皇帝弘历，这个在位六十年之久的皇帝，在后半段时间，开始对政治厌倦，但并不是对权力厌倦，他沉湎在“下江南”的游荡生活中，这种生活是对大黑暗发出的邀请书……
一、文字狱
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
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境，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恼羞成怒，采取强烈的报复。尤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朱元璋因为自己曾当过小偷，就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疮疤，满族人总以为汉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
所以，每一个文字狱，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
我们将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狱，列为下表，以代表冗长的叙述：
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即有权人物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像贾士芬的咒语“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口中念念有词”的勾当，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说明。
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但乾隆却酸溜溜地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
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性司法黑暗。每个案件发生时，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向皇帝提出所谓的“公论”——当时的术语称“九卿公议”。专案小组所提出的“公论”，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霉的被告罪大恶极，坚决的要求用酷刑“凌迟”处死，家属全部砍头。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特别加恩，免去凌迟，改处绞刑（或改处斩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为发配到黑龙江（黑龙江黑河）或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给穷披甲人为奴。
这种审判像一幕漫画家笔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内，不过一群小丑。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敢说，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
王锡侯案，江西省长（巡抚）海成，仅建议革去他“举人”的身份，乾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说：“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丧尽，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
海成还是幸运的，没有被砍头。徐述夔案的江苏省民政厅长（藩司）陶易，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结果判处死刑。
文字狱的奇异谋杀，产生下列几项影响：
1、汉人知识分子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现在在这狭小的范围中，史学、文学，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阐扬，都受到不可测的咒语禁制。知识分子只好走两条路，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努力做官。八股文的特征是在纸面上写尽仁义道德，在纸面上坚持人生以仁义道德为根本，而仁义道德又以帝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于是全国士大夫——现任官、退休官，和以当官为唯一盼望、但尚未当上官的读书人，全体用帝王所喜悦的方式，阿谀帝王。
2、另一条路是使知识分子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所谓考据，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证那本古书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成为一个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只要钻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这种学术，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
3、人民对现实政治和政府前途，更漠不关心。因为不关心，所以就没有爱心——也可以说因为没有爱心，所以就不关心，不关心和没有爱心就不担忧它的覆亡，既不担忧它的覆亡，就不会作任何批评。人们所听到看到的，全是歌功颂德。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对政治和政府冷漠的重要原因，文字狱使政府跟人民间的距离，更加扩大。
大黑暗再度来临。
二、大黑暗的反扑
事实上，起自十四世纪的大黑暗，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第三个黄金时代主要的是指对外的开疆拓土，它对国内的贡献，仅只限于维持了社会的秩序。
第三个黄金时代像一个暂时天朗气清的台风眼一样，满族人以入关初期那种旺盛的活力，一鼓作气地为中国扩张出广大的空间。
但在内政上，他们没有可以跟他们军事力量相称的政治能力，以致把明政府的罪恶传统，大多数都接受下来。所以大黑暗的凶潮毒雾，仍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
任何政权都是一个有机体，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四面八方反扑面至，只刹那间，中国社会又陷于明王朝时代那种伸手不见五指之境，文字狱是促成大黑暗迅速反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它促使官员们丧失了理性、道德和法律观念。发现保持官位的方法，只在于俯首帖耳，不在于明辨是非。
大黑暗重临的按电钮人物，就是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最癫狂的乾隆，这个在位60年之久的皇帝，在后半段时间，开始对政治厌倦，但并不是对权力厌倦，他沉湎在“下江南”的游荡生活中，这种生活是对大黑暗发出的邀请书。
康熙曾到过江南六次，每次都很俭朴，目的在察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
乾隆到江南也有六次，誓言他的目的也是如此。问题在于，他的目的恰恰不是如此，他跟杨广、完颜亮一样，同染着大头症，六次下江南不过发泄他的自炫欲。六次下江南的时间和目的地列于下：
第一次：1751年到杭州、海宁
第二次：1757年到杭州
第三次：1762年到杭州、海宁
第四次：1765年到海宁、杭州
第五次：1780年到杭州、海宁
第六次：1784年到杭州、海宁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因下江南而闻名于世的酒肉皇帝，那就是七世纪的隋炀帝杨广、十六世纪的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跟十八世纪的清乾隆皇帝弘历。
乾隆下江南所组成的南巡集团，声势之大，不亚于他的两位前辈，每次都有万人之多，像一群初登岸的饥饿海盗一样，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洗劫一空。江苏省教育厅长（学政）尹会一，曾上奏章劝阻，奏章上说：“民间疾苦，怨声载道。”
乾隆光火说：“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
皇家教师（侍读学士）纪晓岚，是儒家学派巨子，他因主编《四库全书》而被人尊重，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完全消失。
乾隆最得意的是宣称他有下列十大武功，因而自称“十全老人”：
1、1749年平大小金川
2、1755年平准噶尔
3、1757年再平准噶尔
4、1759年平回部
5、1769年平缅甸
6、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
7、1788年平台湾
8、1789年平越南
9、1791年平尼泊尔
10、1792年再平尼泊尔
认真的研究结果，乾隆的武功只不过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但他却把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190万平方公里疆土的开辟，仅此就可在历史上占不可磨灭的一页，乾隆的大头症却使他非凑足十项不可，结果反而使他的丑态毕露。
四川大金川、小金川是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因此，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
平缅甸是一场败仗；平越南也是一场败仗；平尼泊尔是一场丢丑的陋剧和另一场败仗。无论如何，我们都看不出什么武功和大武功，但我们却可看出死伤狼藉，以及军事和政治的腐败。
然而，最严重的是乾隆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从十八世纪70年代起，他把大权交给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族公子和珅，擢升和珅当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北京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
和珅与十六世纪明政府的宰相严嵩，先后辉映，具有同一类型的特殊机缘和做官技巧，用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聪明绝顶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
和珅上台后不久，就建立起全国性的贪污系统，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的贿赂，就要被无情的排除，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工程上的中饱（像克扣治理黄河的费用）和司法上的冤狱。
有些总督和省长（巡抚）因贪污太狠而被告到乾隆那里，乾隆也大大地震怒，不断地使用死刑。但烈火不除去，只赖一两杯冷水加到滚沸的锅子里，根本无济于事。一切都恢复到十六世纪明王朝末期的原状，诛杀越严厉，贪污越严重，他们唯恐被检举和被检举后不能掩饰，必须使用更多的贿赂，去寻求保护。
文官如此，武官更为恶劣，他们无法利用工程和冤狱，于是就克扣战士的粮饷和利用军事行动直接向人民抢劫，当人民阻止他们抢劫时，他们就指人民是盗匪，横加屠杀。
和珅像一个无底的洞，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瀑布般地倾注到里面。
1799年，乾隆逝世。冰山倒了，和珅也跟着倒下去。新任嘉庆皇帝颙琰——乾隆皇帝弘历的第十五个儿子，立即把和珅逮捕处死，清算他的财产时，总数有9亿两，这还不包括他家仆人们贪污的庞大数字。那时国库全年的总收入，才8000万两，和珅当权20年，贪污的数目等于12年的全国总收入，使人惊骇。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1715年逝世时，全部财产仅2000万法郎，已招全国的唾骂，以当时的币值，一两折合3.75法郎计算，这位欧洲雄主的财产，不过中国一个贪官财产的一百七十分之一。而十六世纪的贪官严嵩，只贪了200万两，不过和珅的四百五十分之一。
乾隆跟和珅两个满洲肥佬，密切合作，倾所有的力量，把清王朝的根基凿空，把大黑暗招回。
三、官逼民反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乾隆第二次下江南之后，大批农民即破产流离，水灾旱灾，以及因贪污而富有的士大夫和地主们的兼并，引起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我们从当时诗人郑板桥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谓“十全老人”乾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
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这位卖尽儿女、日暮途穷的农民，当他临风泪尽而仍不能活下去时，他可能跟他拣到的孩子一齐饿死，但也可能变成另一种人，跟其他同一命运的农民结合在一起抗暴。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各地即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的事件。七十年代后，又增加了和珅的压榨，全国民变，遂更风起云涌。
我们选择十多个重要的民变领袖，列如下表：
白莲教流行在北方，天地会流行在南方，都是一种宗教性的秘密组织。因为经常聚会的缘故，对官员的贪污暴虐和政治上的迫害，容易把愤怒化成集体的反抗行动。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白莲教领袖之一的刘松，在河南鹿邑县起兵抗暴失败，被杀。他的门徒之一刘之协逃亡。18年后九十年代，刘之协忽然在河南扶沟县出现，但立刻就又失踪。乾隆又惊又怒，命令严厉搜捕。
这时和珅当权已久，贪污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正常风气，搜捕逃犯正是乾隆赐给官员们的发财良机，千千万万大小官员就乘此良机，高喊捉拿白莲教，而对人民作有计划的敲诈勒索，被称中国心脏地区的各省，如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四川、甘肃，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在冤狱手段下，几乎全部破产。
至于无产可破的贫苦家庭，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是被捕入狱，在酷刑下自动承认自己是白莲教匪徒，被绑赴刑场处死；一是像诗人所叙述的那位农民一样，抛弃家园，流离他乡，或终于饿死，或侥幸没有饿死；另一是愤怒而起，武装抗暴。
聂杰人、王三槐，以及远在台湾的天地会领袖之一的林爽文，都是首先发难人物。
在这些变民领袖中，王三槐事件，可使我们对民变性质加强认识。1798年，四川总督勒保向王三槐招降，发誓保证他的安全。王三槐相信勒保的誓言，可是勒保却把王三槐逮捕，宣称是在剿匪战役中生擒的。嘉庆皇帝颙琰命将王三槐送到北京，亲自审问他为什么要叛变，王三槐回答四个字：“官逼民反。”
嘉庆让他举例说明，王三槐就把官员们贪污暴虐的情形，一一说出。嘉庆大为震动，追问说：“四川全省，难道没有一个不贪污的官员？”
王三槐回答说：“只有一个，就是刘青天。”指的是四川南充县长刘清。
我们可以想到这些被称为盗匪的朴实农民内心所怀的痛苦。他们只求官员不贪污或少贪一点污就心满意足，但这种最低的愿望，竟无法实现，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嘉庆虽然对官员的贪污大为震动，但形势已经造成，他已无力改革，对于被人民称为“青天”的刘清，也不能保护，刘清在稍稍擢升后，被贪官群排挤革职——排挤的理由光明正大，但真正的理由则是当众人都害麻风时，不允许某一个人健康。
最后，王三槐仍被酷刑磔死，以警告全国人民，无论官员如何贪污残酷，只能接受，不能反抗，反抗就是叛乱，罪不可道。
然而，杀了王三槐不过使变民少了一个领袖，王三槐的部众由他的助手冷天禄率领，继续跟清政府战斗。其他的革命群众因勒保的背信，使他们的反抗行动更为坚强。
和白莲教、天地会同时并发的，还有苗民族的抗暴。
苗民族在纪元前二十七世纪，被汉民族领袖黄帝姬轩辕击败后，辗转退到贵州、湖南两省广大的山区，而跟外界隔绝。他们没有文字，文化程度远落在汉人之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清政府下令取消苗民族部落酋长（土官）世袭制度（土司），改由政府派遣的官员（流官）治理。苗人纯朴诚恳，把官员当作神明。
于是苗人区域遂成为贪污官员的乐园，汉民族的败类奸商和地主，跟满族官员勾结，用诈欺或威迫的手段，侵占苗人的土地。而且更进一步掳掠苗人的儿童和妇女，贩卖到远处当奴隶或妓女。反正法律永远是站在有权势这一边的，苗人有无限的悲恸和痛苦，无处申诉。
1735年，曾因驻防军队抢夺苗人妇女贩卖，激起一场广大的暴动，被清政府用武力镇压下去。1795年，同样的暴行激起同样的暴动，上表所列的石柳邓不过是最先发难的领袖之一，他不久就战死，但是事实上全体苗人都参加叛变，他们的口号是：驱逐汉人，索回被骗和被霸占去的土地。
清政府跟对白莲教、天地会一样，采取高压手段。不过清政府的军队，包括满洲兵团、蒙古兵团，跟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兵团，都已腐烂不堪。当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对乌什（新疆乌什）事变用兵时，高级将领每顿饭不过费用银币半两，只有一斤鲜肉和几样咸肉（盐酪）。而到了八十年代，对白莲教、苗人用兵时，即令在荒山穷谷，每顿饭无不山珍海味，需要银币200余两（注意当时的购买力：高级将领一顿饭的费用，够25个人吃一年）。
时间相隔只30年，风气已败坏到如此不可收拾之境。
这种军队，跟十七世纪明政府的军队一样，只能作为制造革命的工具。所以当十八世纪结束时，中国又处处混战。直到十九世纪的1804年，白莲教的反抗才暂时被压制住；苗人的反抗，到1806年也才暂时被高压手段镇住。
两大民变虽然失败，但政治腐烂已深，贪污和冤狱手段已成为官员们的正常发财途径。清政府在艰苦的军事镇压取得胜利后，鼓舞了控制局势的信心，认为得到教训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人民应该从血的教训中了解叛变必死，谋反必亡，抗暴必被扑灭。所以清政府本身丝毫没有改革，贪污和冤狱反而更普遍和更深入，暴虐的方法也更残忍。新的群众反抗力量，遂在各地重新爆发。十九世纪前五十年间几件重要的民变，列如下表：
我们选择林清跟张格尔二人作代表，加以说明。
林清是天理教的领袖之一，天理教就是白莲教，当白莲教被迫不能露面时，林清就用天理教现身。这位冒险家有一个气魄恢宏的惊人计划，准备一举攻陷皇宫，占领北京。另一位领袖李文成，则在河南滑县发动群众暴动，组成武装部队北伐呼应。这个计划最大胆的一点是，它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手段，准备先活捉皇帝。
1813年，林清率领群众进攻皇宫，不幸失败。李文成在暴动前夕被人检举，地方政府用酷刑把他的双腿折断。他的部下仓促起事，但因北京方面失败的缘故，最后也告失败，滑县城内二万汉人居民，全数被清政府屠杀。
张格尔是十八世纪回部（新疆天山南路）大和卓木布那敦的孙儿。清政府官员的贪污暴虐，在回部更甚，维吾尔人处境比内地的汉人更为绝望。他们大批向西逃亡，越过葱领（帕米尔高原），投奔同种同教，而又使用同一言语的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浩罕对他们的同胞所受的虐待，深为愤怒。
事变的触发人物是清政府派驻回部的行政长官（参赞大臣）斌静，这位满洲赃官把维吾尔人当作畜牲一样看待。1802年，张格尔在浩罕王国军事援助下，攻陷天山南路大多数城市，但他显然缺少担任这种伟大事业所必须具有的英雄才能，他还没有把满洲人的势力完全驱逐出境，就急忙于专心从事内政的改革，而清政府始终掌握着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北最大的据点阿克苏城。
张格尔政权只有8年寿命，8年后的1828年，清政府反攻，张格尔被他的部属出卖，呈献给清政府。当时道光皇帝旻宁教人把张格尔送到北京，他要亲自询问其叛变的原因。
高级官员们——一群贪污蠹虫，立即想到十八世纪嘉庆皇帝亲自审判王三槐，被三槐提出“官逼民反”的往事，恐怕张格尔也在皇帝面前揭发他们种种的贪暴罪行，就用一种毒药灌到张格尔口中，使他的咽喉腐烂，不能言语。当他装在铁笼之中，经过3000公里的长途跋涉，被送到道光皇帝面前时，口吐着白沫，痛苦万分。道光问他的话，他无法作答。
道光比他老爹还要低能，他根本无意、也无力弄清楚这场事变的真象，所以他并没有把张格尔放出铁笼，教他用笔写出来，也没有追究张格尔何以喑哑如此。
张格尔跟王三槐一样，受到磔刑。
我们列表只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止，并不是以后再没有民变，而是五十年代之后，民变更大更多，如太平天国、捻军、回教、阿古柏汗国，比起林清、张格尔，要升高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