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汉武帝列为变法者颇为罕见，或许他的武略盖世遮蔽了他的变法改制。事实上，他对“文景之治”的另起炉灶，已证实他是当之无愧的变法者。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他直接诉之于西域版图的空间想象，在于他的穷兵黩武。他推行的算缗法、告缗法、均输法、平准法、盐铁专营法以及统一货币等一系列变法，让人眼花缭乱。他的酷刑堪称中国刑法史上重刑主义的模本。不过，谁能知道，他至高无上权力包裹着的阿喀琉斯之踵，其隐忧，却是暗暗忌怕太史公民间修史的刀笔！
未央宫位于长安城的西面，据说其规模之大约占长安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这是汉武帝理政的地方。有史书说未央宫建筑高大巍峨，我看使用“高大”二字形容中国汉代建筑可能言过其实，但说宽大宽敞应无庸置疑。在未央宫内有“后宫八区”，其中鸳鸯殿便是汉武帝与卫子夫共度良辰美霄的内殿。
这夜，卫子夫用一根黑色丝绳轻扎银发，她黑鞋白袜，换上了入宫时带来的粗布衣裙，在即将自尽前，她想起第一次在平阳公主的府上看见汉武帝的那一瞬，当时的卫子夫，黑发盘成蛇髻，红丝长裙翩然坠地，她且歌且舞，顾盼生辉，武帝被她的光艳迷得发呆。
武帝用手托她起的下颏，轻声说：“不要动，让朕仔细看看。”
子夫一双俏眼怯怯地瞅着武帝。
于是，卫子夫被送进鸳鸯宫。
绝色丽人卫子夫为武帝生儿育女，其弟卫青做大将军，整个家族何等的荣耀！
如今，她与武帝的亲生儿子被人密报巫蛊而逃亡，武帝追杀亲子殃及了她。子夫此刻悲悲戚戚，凄凄惶惶，她回想起武帝的恩爱以及皇宫的奢华，她悲从心来，这汉家的江山，原来只是武帝一个人的。所谓皇帝的恩恩爱爱，都被武帝的自私贪婪、残暴冷酷一笔勾销。她不过是武帝的一个玩物，一切的一切，爱妃也好，皇后也罢，都是过眼的浮云。
她好惨啊！她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悲惨的结局。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可武帝的暴戾非比寻常，他对自己的亲生儿女都恣意杀戮，更何况对她外家的亲人。子夫好后悔，她的三个女儿都死了，她的儿子和孙子逃亡也难免一死。她的母亲、姐姐、侄儿都死。罪过呀罪过！这些人，都是因为她，如果自己不是皇后，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良家妇女，还会出现这样惨的结局吗？
她不愿再想，她一声叹息，香消玉殒。
汉武帝的残暴数不胜数，仅此一例，足矣！
上篇
本来汉承秦制，萧何奉汉高祖之命在商鞅《秦律》六篇的基础上，制定《九章律》。即在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之外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共为九章，称《九章律》。
到汉文帝时，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废除收孥相坐之法和肉刑，并准递减刑罚。据说文帝全部废除肉刑的原因，是齐大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其小女缇萦上书愿以身为官婢，以赎父亲之罪。文帝见一小女子有如此孝心，怜悯之心顿生，感念之下，一时尽废肉刑。景帝时，基本遵循文帝的轻刑思想。
可这位号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横空出世，却一改“文景之治”的轻刑原则。武帝在刑律上的改制也可称为变法，但武帝的变法在刑法上的施行却是倒行逆施，逆天而行。
武帝在刑律上的变法堪称繁苛严密，残酷暴戾。其六亲不认，株连三族的残酷杀戮令人不寒而栗！上述卫子夫的自杀及武帝亲生儿子的悲惨景状即可见一斑。更令人发指的是，冤杀李陵的“夷三族”案例。对李陵的父族、母族、妻族数百口人的诛杀之残忍，即先用小刀在脸上刻刺，然后逐一割掉鼻子，再切下脚指，最后活活打死，把头挂在旗杆上，尸身剁成肉酱。可怜李陵三族大多是妇人小孩，遭此横祸。
汉武帝任用张汤等酷史滥杀无辜，焉能不下地狱乎？
汉武帝在刑律上的变动，其变法内容之多处刑之严，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残暴的一笔。为以后明清的文字狱与酷刑留下范式效应。其特点主要如下：
其一、武帝修订的律典，内容繁密
武帝命人修订律典，以张汤订《越宫律》27篇；以赵禹修订《朝律》6篇；汇同肖何《九章律》与叔孙通《傍章》18篇，共60篇。
史书说“西汉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篇幅之多，内容之详，帛书竹简装满几座阁楼。
其二、武帝修订的律典，处刑残酷
武帝命张汤、赵禹等制订的《律典》，处刑极其残忍，其中死刑一项就有四百零九条，不仅恢复肉刑，且在株连问题上滥施杀戮，用夷三族的残酷刑罚诛杀无辜。
其三、武帝修订的刑律，涉及面广
在武帝命张汤等人修订的律令中，廷尉张汤以颜异“微反唇”为据，定为“腹诽”之罪，判处其死刑。这种无声的“微反唇”之罪，超过《秦律》的言论治罪的范畴，其禁锢思想之严之广，堪为后世残暴的专制统治者效法。
其四、武帝时，刑名及行刑方式且多且严
（一） 、死刑：主要有枭首、腰斩、弃市三种；
（二） 、肉刑：主要有宫、刖右趾、刖左趾、劓、黥五种；
（三） 、髡刑：即（剃头发，戴上项钳）；
（四） 、完刑：即完城旦舂（剃去颊毛和鬃等）；
（五） 、作刑：即鬼薪（打柴）、白粲（择米）、司寇作（男备守，女为如司寇）、罚作（男苦役）、复作（女在宫服苦役）；
（六） 、赎刑；
（七） 、罚金；
（八） 、夺爵；
（九） 、除名（开除公职即官职）；
（十） 、夷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十一）、徙边（迁往边远地方）；
（十二）、督 （决罚督笞）；
（十三）、鞭杖；
（十四）、顾山（女犯放归，雇人打柴）；
（十五）、禁锢。
以上简述，即可窥见汉武帝变法修订之律典刑名，应为集商鞅、李斯、萧何之大成，其律令繁杂，罪名之广，死刑之多，刑罚之残酷，实为中国法制史上重刑主义之模本，在历史上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汉武帝是一个暴君，但他不是昏君。之所以称他为变法者，乃是他雄心勃勃，不愿因循守成。本来，文景之治已给他充盈的府钱库粮，他只须坐享其成，耽于安乐就OK了。可是，汉武帝好大喜功，他立图雄霸天下。除司马迁外，历代涉及他的史官辑录都蕴含着“文治武功”、“雄才大略”之类的溢美之意。
先来看一看汉武帝的武功。
他与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不同，唐太宗李世民在隋末农民起义的厮杀中跃马横枪，率唐军攻城掠寨，身先士卒，入将为帅，战功赫赫；宋太祖赵匡胤行伍出身，在战乱中随柴荣征战四方，一条棍棒打天下，武功盖世为赵宋王朝的建立奠定基石。
汉武帝与上述二帝完全不同，他没有马背上打天下的亲身经历，没有血战沙场九死一生的感同身受，也没有遭遇战场失败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惊惧，更没有面对战友、战士尸骨累累的哀痛悲情。因而他与唐太宗、宋太祖相比，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在征战杀伐之后，从内心深处对战争是有逆反心态的。故有人说，只有真正的“武士”、“勇士”，才最爱和平。历史上通过战争，也会改变人性。如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与中国南朝的梁武帝，他们都是在战争厮杀中脱颖而出的一代枭雄，但血债累累，灵魂受到震动，便也放下屠刀，皈依佛法。
汉武帝与上述诸位马背上打天下的雄主不同，他泡温泉拥美眉，坐御床祭鬼神，他自己没有也不可能一刀一枪地去战场上厮杀。他看地图听汇报，指点江山，颐指气使，气派之大，豪气冲天。那“勇气”，那“胆量”，岂是阿育王、梁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这些亲身经历血腥厮杀的君王能够比拟？
无知者无畏，汉武帝的胆量超过他的先祖刘邦，恐怕就在于这位高干子弟——“五陵少年”没有经历和感受沙场征战的残酷与血腥!因而他一味派兵持续不断地征战匈奴，对于汉家士兵的死亡伤残再多也毫不在乎。
同样都是帝王，马背上与马背下就是不一样，不甘寂寞，超然于战争死亡后果的汉武帝与匈奴的反复较劲，端在于此。
也许有人会说，只要能扩大疆域，无论马上与马下，只要能在他的指挥下或者在他的意志下打了胜仗，占了地盘，就是武功显赫，武略盖世。
此话不无道理，但汉武帝的武功锋芒指向，多为漠北与西域的匈奴，灭掉匈奴为他平生所愿。但是，匈奴既没有为他所灭，西域与漠北的疆土也非他所控。从这个层面看，他的武功盖世应打折扣。有关这一点，我们从相关的版图上可以得到印证。有人将西汉的疆土扩大至西域，便受到质疑。
如易中天先生的《汉武的帝国》一书第168页的“西汉郡国图”，该图与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陈致平先生《中华通史》（第2册，秦汉三国史）的“西汉盛时中国疆域本部图”不同。陈致平先生之图没有囊括西域，即便如此，他也十分谨慎地写上“盛时”二字，这可能是考虑到汉与匈奴之间，双方你来我往，你占我夺，你胜我败，在版图上互有增减的缘故。
而易中天先生所引之图，则包括西域即整个新疆及前苏联中亚诸国的一部分。该图称为“西汉郡国图”亦有深意。即可以应对严加考证者，如有疑义，制图者或引图者则可解释为“郡国”乃“西域三十六国”之郡国，之所以称为“郡国”，既可以说是西汉的版图，因郡国受西汉节制；也可以说不是西汉的疆域，因郡国毕竟是“国”，是“别国”。就像朝鲜一样，作为中国的“郡国”历史久矣。由此对“郡国”可作多样的解释。
实际上，汉武帝大战匈奴，主要是依靠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三大将领率三大军事主力分别出击匈奴，时间之长，历时三、四十年。有关史书辑录中说，“公元前127年大将军卫青伐匈奴，收复河南；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伐匈奴，匈奴浑邪王降，汉得河西地；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李广自杀。卫青、霍去病兵分两路伐匈奴，卫青至窦颜山，霍去病封狼居胥，从此沙漠以南无匈奴王廷；公元前99年，李广利伐匈奴，兵败；公元前90年，李广利伐匈奴兵败投降”（见易中天《汉武的帝国》第195页-19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
从记录汉武帝的年表中可看出，战功显赫的卫青、霍去病征战匈奴，在牺牲名将李广以及在广大汉军将士尸骨之上，所获取的疆土，无非就是收复了“河南”与“河西地”。这些地盘本不属于西域，只能算是“收复”。
而李广利之出击匈奴，则让人疑惑，既然已经打败匈奴，何须一再征战？面对的是败军之敌，几万汉军埋骨沙丘换回几十匹良马也算是得胜归朝？李广利本是凭借其妹——汉武的爱妃李夫人而爬上将军宝座的小人，他不仅虚报战功，甚而兵败降敌。
真不知那些制订“汉武帝西域版图”的人，为何在所谓史籍上发现只言片语的一、两次胜仗，就如此自吹自唱而不加以严肃考证？退一步讲，就算打下来，占领一下，但，怎样维持？怎样管辖？怎样通婚？驻军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物资粮草，后勤保障，又如何？这些涉及真正融入汉代社会的问题，才是控制与否的关键！然而，身为贱民之命，操帝王之心的帮凶文人自古不缺，为了吹捧皇上的武功，只管书写占领或打胜仗，不记录被人驱逐出境，不关心士兵的实际生存，当然，更不会关注平民与士兵的命运。
很少有人像后世杜甫那样写出：“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牵衣顿足拦道哭”的景象，同情士兵的诗人确乎太少，个别边塞诗人对士兵及其家属的生离死别的悲悯情怀已被武帝扩充地盘的壮怀激烈所遮蔽。可惜的是，士兵的鲜血、白骨没有换回武帝对西域的实际控制。这一时期，从出土文物及考古中很难发掘出汉武帝时期的实物。
因此，汉武帝打匈奴，三战二胜（卫青、霍去病）一败（李广利），谈不上有多大的武功，所占的地盘只能是“收复”而已，况今日“收复”，明日又“失去”，史书只记“收复”，不记“失去”。
事实上，“武帝晚年，妻死子亡，求神仙不得，伐匈奴又失利”（见陈致平著《中国通史》（秦汉之国）第141页，贵州教育出版社）。武帝死后，西汉、东汉仍然与匈奴征战不休，霍光主持的盐铁会议，就是在汉武帝死后不久，为与匈奴开战增收盐铁税款而召开的会议。
汉与匈奴的关系，哪里像有的史书写得那样“你死我活”，称匈奴在汉武帝的打击下，已经灭亡。甚至还说其中一部降汉；另一部逃亡欧洲建立了匈牙利（匈牙利与匈奴无关系）国。
因此，在“欺负”匈奴人不会写诗丧失话语权的情况下，把“单于夜遁逃”直接转化为匈奴已经灰飞烟灭的同义词。殊不知，“匈奴草黄马正肥”，“胡儿十岁能骑马”，要灭匈奴，谈何容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与匈奴开战，铁马冰河入梦来。古代诗句记载的刀光血影，没有那样轻松。
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马队来无影去无踪，将他们赶跑，既是事实，也是一个伪命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的战术，匈奴人也懂，不会等二千年时间才听后人的教导。之所以征战千里的汉军将领频频传送“捷报”，无非是虚报战功满足汉武帝的一厢情愿。因此，灭掉匈奴，非汉武帝力所能及。事实上在汉武帝死后多年，西汉政权仍然遭到匈奴的骚扰，否则，汉元帝（公元前33年）不会让昭君出塞，远嫁匈奴。西汉与匈奴的纠葛，直到王莽、东汉乃至曹操都没有消停。
必须承认，汉武帝的武力扩张，其势力渗到两广、越南北部以及辽东、朝鲜北部，使西汉的版图与同时期的罗马帝国相差无几，比秦始皇的大秦帝国大多了。不过，云贵地区对西汉政权的不了解，也说明汉武帝对云贵的控制力有限，否则，滇王、夜郎王不会问：汉孰与我大？史书也不会说，直到明朝朱元璋“改土归流”，中央政权才控制云贵。
对汉武帝的武略韬谋应从历史的另一维度作宏观考量，即从知识分子、农人、士兵的视角叙事，评述这一历时三、四十年旷日持久的汉匈之战，甚至用人文的历史光谱映照交战的双方，这样，方能获得民间层面的理喻与解读，切不可将其穷兵黩武任意拔高。
的确，汉武帝的武力扩张，使大汉帝国疆域辽阔，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下，移民国外的人士越来越多，商人、官员、教师、医生、平民乃至农民工，都在异国他乡生活得有滋有味。
当然，念想与回忆故乡是人之常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别国的领土上其乐融融。这种状况，并非仅在欧美发达国家，甚至在第三世界乃至非洲大陆，生活、工作的中国人安家立业的，也不在少数。可见，不需要武力征伐，花钱就可在国外购买能源、机器、粮食、土地、房屋乃至发明，比国内还要便宜；不需要付诸武力，只要遵守他国法度，即可享受自在的生活，甚至还可获得一份额外的言论自由。
到了这个时候，一些国人似乎才明白，相信自己的国王，不如相信普世的法律。或许用今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有些苛求古人，站在汉武帝的立场，武力扩张兴许是对的。扩大疆域就是扩大他“家”的地盘，毕竟他就是“国家”，也只有他才是“国家”，其他的帮凶文人都是“自作多情”。
但是，站在小民的视角看历史，武力扩张获得的国土大多“得而失去”，路途偏远，交通阻碍，不要说用平民士兵去打仗，就是人家送给你，也难以存活。这样的情形，在大漠边塞征战是很尴尬的。换言之，不是你被人家同化，就是你自己走人。因此，很难获得实际控制力。于小民而言，破财丧命，有何实际意义？因此，历史学者评述汉武帝的功过是非，应该实事求是，有战功有武力扩张，就真实记录；有虚报战功，虚拟版图之事，就予以考证纠正。不能只记占领不记丢失！当然，汉武帝既然是一国的法定代表人，他所作的一切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都是为了“国家”。
什么是国家？
回溯历史，答案在时空遥隔的两大古典文明中不尽相同。
中国古代的说法，“大同、小康、乱世”，这是儒家的历史三段论。易中天解析说：“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在儒家那里就叫‘大同’。大同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公’，财产是公产，权力是公器。首领是选举出来的公务员，族民也都一心为公，因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各得其所，天下太平。希腊、罗马的青铜时代，儒家叫‘小康’。小康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家’，财产私有，权力世袭，战争不可避免，道德礼仪和圣人英主应运而生。至于黑铁时代，在儒家那里只能叫‘乱世’。尧舜是大同，夏商周是小康，春秋战国是乱世。大同讲帝道，小康讲王道，乱世讲霸道。”易中天提出疑问，“国家的逻辑，究竟在哪里？”
他自问自答，认为按荀子所说，国家的逻辑在人，既要肯定国家，又要肯定君王。这就是说，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王，三要有国家。易中天分析后指出：“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国家是归宿。”
但是，西方人与中国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虽然二者都要国家，但在西方人看来，要国家，“却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腊城邦是没有君主的……罗马的君主奥古斯都屋大维，……还自称是‘第一公民’。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人，不但不要国王，就连统一的国家都不想要，实在拖不下去，才磨磨蹭蹭地选出第一届联邦政府和总统。”（见易中天著《国家》第8页-第1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
西方人有国不要君主，以致英国设置一个没有实权的虚君，演绎出极为智慧的虚君立宪制。对于这一点，大多数中国人大惑不解。受三纲五常的君臣之道教育，被长期洗脑的儒生更感到不可接受，他们认为没有君王，国将不国。因此在陆秀夫抱着南宋小皇帝跳崖的那一刹那，中国人惊呼，崖山之后无中国！同理，当崇祯皇帝在煤山自尽后，吴三桂与众多明朝旧将因找不到主子而六神无主。可见君王的重要性在多数中国人看来，比国家还要重要。因此，历代文人都不去指责汉武帝穷兵黩武，大多对士兵的生命熟视无睹。用士兵的鲜血换回“得而失、失而复”的疆土，实际上是一种被统治者与帮凶文人绑架的理念，是站在专制统治者的视角看待的利益。
易中天先生说得好，“人类一旦建立了国家，每下愈况，等于踏上了不归之路。当然，也没有后悔药可吃。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建立了国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国家究竟对人有什么意义？人，真的是必须发明国家并生活在其中的动物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感叹今不如昔，怀念氏族和部落时代？”（见易中天著《国家》第9页-第1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
对此，易中天仰天长啸：“国家的逻辑，究竟在哪里？”
这，似乎接近屈原的天问。屈原披头散发，站在楚国即将灭亡的历史悬崖，他双手伸向苍天，他的发问哀痛而凄美，散发着死亡气息并飘散着唯美的朦胧诗意。
下篇
既然汉武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那么，文治方面，汉武帝有何举措？
首先要改制，要集权，要征讨匈奴，要变法，就得统一思想。关于统一思想的洗脑的智慧，不独今人，古人很高明。汉武帝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中国两千年，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什么要独尊儒术？
汉武帝这人从骨子里就不是一位喜欢儒生的人。他和他的先祖刘邦一样，都认为儒生酸酸的，一股酸腐之气。刘邦甚至一看见儒生，就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撒尿。
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推崇的是黄老哲学，因此，“文景之治”与民休息，社会和诣而繁荣了。中国这个社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历史上看，有时皇上勤勉尽责，兢兢业业地上朝理政，反而民众的生活、生产水平下降；皇上不管了，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农人们自在地耕种，自由了，丰衣足食，连六畜都兴旺了。例如文景二帝，实行无为之治，与民休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了。换句话说，中国的改革与变法，最要紧的就是“放权”，只要皇帝和大臣们不管了，让小民们“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生产就发展了，日子也好过了。
人们有时间了，一些文人便要针贬时弊，这言论自由，也能兴风作浪，如是春秋战国时期，你奈他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弄不好，知识分子走人，到他国去了，人才的流失，有时对国家威胁甚大。如商鞅离开魏国，韩信离开项羽。但是，汉之后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九洲社稷，天下归汉，你往哪里跑？胡言乱语，威胁君王的统治，杀你没商量。
当然，汉武帝毕竟是汉武帝，他绝顶聪明，打与杀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需要洗脑，要统一思想。“汉武帝明白，仅仅靠法家官僚们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是不够的，暴力威慑得了百姓，却无法征服人心。儒家有民本主义的王道政治，以儒补法，可以为王朝的统治获得长久的合法性。”（见许纪霖《儒家孤魂·肉身何在？》）。
事实上，在诸子百家中，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三纲五常的道理最符合统治。不是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多好，特别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至于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把家与国合二为一，君王不仅统领“国”，还渗入“家”，君王的权力无处不在。从李悝变法将君王的政治权力渗透到农人的生活与农业的生产之中，政治便无孔不入了。而商鞅、李斯等人将酷严的刑法覆盖社会，虽然用法术势封住人们的口，但寒蝉效应使人们普遍将不满甚至仇恨深埋心底。
因此，仅仅靠打、杀、压，还不够，还需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统一思想。于是，选择儒家思想最适合统治。因为，儒家的道是王道，儒家的政是仁政（理论与实践不一定结合），儒家的制是礼制，反正，儒家维护君主专制是有一整套理论的，关键是冠冕堂皇，拿得出手。因此，汉武帝选择独尊儒术，既能统一万民的思想，又能通过罢黜百家，让知识分子噤若寒蝉。
这样，小农经济、宗法社会与礼乐制度，形成了支撑儒家的三足鼎力。当然，对于汉武帝而言，表面尊崇儒家，内部执行法家的势、术、法三策，即以阴谋诡计结合严刑峻法，来高唱儒家的仁政与礼制，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开山交响乐！
于是，新儒学即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登上历史舞台了。
董仲舒这人运气一直不好，可以说是一位一直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这天，公元前134年五月的一天，长安城已是春意盎然，青青的河边草，绿绿的一片，透出春的生机。汉武帝发出的求贤令，似乎也让知识分子们有了一线生机，前来应试的，人满为患。董仲舒从满街张贴的告示看到了希望，这是汉武帝仰慕三王时代及夏商周时代的繁荣盛世，想复兴这一梦景，因苦无治国良策，而求贤若渴的召贤榜。董仲舒回到驿馆，捉刀弄笔，冥思苦想，终于写出一篇绝代名作——《天人三策》。
当汉武帝读完这篇文字晦涩，但思想性极强且有践履施行之可能的文章后，他决定面见董仲舒。
董仲舒以《天人三策》一文，从此名闻天下。
汉武帝派人把他迎进宫来，董仲舒欣喜若狂，他在宽敞华丽的大殿见到了这位年轻气盛的皇上。汉武帝一挥手，传谕赐坐，对他格外礼仪。于是，历史上一场影响后世千年的君臣对话开始了。
中国读书人从古至今，梦寐以求的就是通过面见今上，以自己毕生所学，施展勃勃抱负。运气好，能入相晋爵，为国君分忧，为国效力，扬名立万。因此，这类君臣之间的对话，是史书上津津乐道的话题，读书人趋之若鹜的就是需要这个境界这个际遇。像商鞅，他通过与秦孝公的四次对话，最终获取显赫的官位，实施他的变法。而后世的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对话，康有为与光绪皇帝的对话都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且说汉武帝见到董仲舒的场景。
汉武帝一边翻着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竹简，一边就文章内容，向董仲舒提出自己非常关注的问题。
汉武帝问：“朕一直仰慕三王盛世，但始终不明白，他们怎能做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难道没有天灾？这是上天的旨意？”
董仲舒显得有些拘谨，他站起身来，施礼后回答武帝：“是的，所谓天子，是有天命。灾异就是天与人之间的对话，当天下人有悖伦理，上天就要惩罚，而皇帝没有管好天下人，上天也会降临灾难。王者得天下，应是有征兆的。当初周武王伐纣，就有人看见白鱼跃入其船舱。”说到这里，董仲舒略一停顿，他看武帝正聚精会神听他说，便继续说道：“世事有因果啊！善恶有轮回，如天子重德教，上天就会高兴，不会降灾异；如天子轻德教，上天则会为难天下人，君王的日子也不好过。”
汉武帝不置可否，他示意董仲舒坐下。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国家是采取“无为而治”还是应该“励精图治”？
董仲舒的解释十分精彩，他说，三王时代，国家实施“重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时，只能日夜操劳，励精图治，国家方才国泰民安。而汉承秦制，国家秩序不稳，思想混乱。因此，大汉必须“力行有为不可”。
第三个问题，涉及国家的人才选拔，董仲舒越说越畅达，他直接针对朝廷的政治及人事组织制度，在他看来，大汉一朝，实施“郎选”（皇帝近身侍卫任期届满后即可升迁的制度）、“任子”（两千石以上高官可以选送其子为官的机制）和“资选”（花钱买官的制度）非常不合理，必须改革。
汉武帝频频点头，董子之言引起他的深思，按董仲舒的说法，只有尊崇儒术，才能统一思想。董子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记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从矣。”
汉武帝的聪明在于他对董仲舒思想的整体接受，在具体问题上仍然我行我素，即在局部的问题上另搞一套。换句话说，有人评述汉武帝，在思想层面尊崇儒家，在管理国家的操作层面上仍执行法家的势、术、法那一套。这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
汉武帝据此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虽然董仲舒的思想在中国社会引起很大的思想震荡，但董仲舒面见皇上后的命运与机运，似乎没有商鞅、王安石那样好，甚至不如康有为。汉武帝只用他的思想，用他主张，并不重用他本人。他没有得到重用。他失望至极，正逢汉高祖陵庙失火，董仲舒撰文称皇上不修德而被主父偃告发，董仲舒被拿下入狱，身陷囹圄，险遭死刑。董仲舒此刻才知因言获罪的厉害。原来他所说的“重德轻刑”，汉武只是表面上赞同，在实际的国家管理中，却是“轻德重刑”。
董仲舒虽然入狱，但儒生取得了合法性的地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虽然让汉武帝从内心里产生隐隐的不快，但上天惩罚的阴影无时不在侵袭着他，重德为民的主张也不时有意无意地成为汉武帝执政的另一种措施。以致在执行刑罚时，任用酷史张汤，但是，当汉武帝每遇疑难与分歧的争论，便付诸于《春秋决狱》。
何谓《春秋决狱》呢？
该书的作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功读儒家经典，学富五车，他被“去位归居”后，在家著书立说。而朝廷中每遇重大刑案，如有疑难和分歧之处，汉武帝多派张汤到董仲舒家中求教。而董仲舒则以《春秋》为据，引经据典，解析案例，判明是非。朝廷派员请教的次数多了，董仲舒据此把这些评判的案例与讲授的语句结合起来，加以整理，用《春秋》中的儒家伦理作为指导思想，确立以儒家经典判案的原则。董仲舒写成的这本书，便取名为《春秋决狱》。
历史也很奇怪，在同一时期，出现两个庞大的帝国，大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一书，与同时期罗马帝国的五大法学家，特别是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有功能相同的一面，其内容虽然迵异，但法律效力，却相当于今天的法律解释，不仅成为具有法律效力可供执行的“有权解释”，也同时属于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学理解释”。
这真是奇妙，在古代社会，国与国之间横亘千山万水，因绵延万里的山川河海的阻隔，人们不能互传信息，沟通思想。但是，在冥冥之中似有上天的启示，同一时段的两大帝国都有解释法律的权威。西方的法律思想，源于古希腊与古罗马，大约一千多年后，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脱颖而出，他的法律思想与法律解释渊源于基督教的《圣经》，他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学与基督教教义杂糅，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法律神学。他在《神学大全》中直接提出教权高于皇权，神法高于人法。因此，他主张“经教判案”。而董仲舒则主张“经义决狱”。无论主张“经教判案”还是主张“经义决狱”，二者都是以经典的要义“决狱”与“判案”。因此，将二者进行比较，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法律意义。二者的异同点何在？
第一、阿奎那用《神学大全》指导教会法，用基督教“经教判案”，使中世纪的欧洲法律充满了浓郁的宗教化神圣性色彩。
而董仲舒倡导以《春秋》伦理仁义指导断案，用儒家经典来“经义决狱”，虽有独尊儒教的情节，但伦理色彩过于浓烈使宗教神圣化明显不足。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与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之异，乃是中国古代社会皇权至上使然。“经义决狱”也好，尊崇儒教也罢，儒生士大夫不敢也不可能提出儒教教主高于皇帝的倡议。而矮于皇权的儒教，本身作为一严格的宗教尚存争议。因而在皇权独大的中国，儒教的宗教性与神圣性不能像欧洲那样登峰造极。
故中国古代社会的“以礼入刑”、“经义决狱”更加使中国古代法律趋向伦理化。如怜老恤幼、宽恕孕妇、秋冬行刑、亲亲相隐、死刑复秦等等，这些典刑的儒家伦理法律化的表现，虽然在董仲舒时形成《春秋决狱》的判例，并以此为指导，但真正落实董仲舒思想于刑法层面的非杨坚与李世民莫属。可见，中国古代刑法思想绵延千年，没有像欧洲法律那样走向神圣。
由于欧洲中世纪存在教权与皇权此消彼长的因素，很多时候，教权与皇权分庭抗礼，甚至有时高于皇权。因此，阿奎那敢于在《神学大全》中提出教皇高于国王，神法大于人法。可见，同样采用“经典要义”决狱或判案，但二者指导思想各异，引述经典有别，加之思想者的地位与身份不同，故欧洲的法律在神学的指导下，伦理部分逐渐脱离法体，形成另外独立的结构，而法律则渐渐地与神权结合，走向极端，趋向神圣。
第二、同样都是引用“经典”决狱或判案，二者虽有法律严酷性的一面，但中国古代刑法，特别是汉武帝时，运用极其残酷的刑律统治社会，当此酷烈之际，能引用董仲舒的《春秋决狱》，还是显露出少许的人伦温情的光环。换句话说，在汉武帝皇权强势的挤压下，董仲舒的智慧也即儒家的选项，打出的这张“伦理、血缘、亲情”的人伦道德牌，多少能抑制汉武帝法律的严酷，虽然汉武帝确立《春秋决狱》，在他的统治下没有很好地执行，但发轫于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还是将儒家的仁义、礼制，以及恻隐、善恶、是非、辞让之情渗入法律乃至实际的办案操作之中，特别是对唐朝与宋朝及后世的影响，董仲舒的“经义决狱”善莫大焉！
当然，由于皇权的至高无上，使中国古代文化缺少宗教意义的宙斯主神和耶稣基督，“引经决狱”虽然亦有法律宗教性的因子，但受到皇权的挤压，神圣性不足也给世俗法律的功利性、威慑性与残酷性放开决口。没有神权抗衡皇权，帛书竹简上的《春秋》在皇权面前，也只能甘拜下风，沦为世俗皇权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选择性工具。
于汉武帝而言，独尊儒术，既是他统一万民思想的意图，也是他安邦治国的指导思想。
思想统一了，汉武帝开始讨伐匈奴，他武力扩张，连年征战……
终于，他发现“文景之治”留下的府银库粮不多了，怎么办呢？
汉武帝在经济方面实施变法，推行新经济政策：
其一、增加赋税：
武帝时的赋税，超过文景二帝。
1、在口赋方面：汉初成年人一年交纳一百二十钱，这叫算赋或丁税；未成年人（三岁至十五岁）一年交纳二十钱，这叫口赋。武帝时增加为二十三钱。
2、在舟车税方面：武帝增收舟车税，民有轺车（即一马小车），每辆每年要交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商人加倍。如大船在五丈以上者，每船每年亦纳一百二十钱。
其二、发行新货币：
秦时使用的是半两钱，汉文帝改革，铸四铢钱（仍为半两，而重则秦钱三分之一）。汉武帝即位后，先改铸三铢钱，因钱小不方便，便再改铸五铢钱，并严令禁止民间私铸，五铢钱统统由官府铸造。除铜钱外，还发行两种货币，其（1）是白金币，用银、锡合金铸为龙、马、龟三品；其（2）是皮币，用一尺平方白鹿皮制作，缘边绣上花纹，规定每张皮币值钱四十万，限于王侯用礼，但官府收其兑价，实际是政府变相征敛。皮币是酷吏张汤发明，因大司农颜异反对，被张汤以“微反唇”定“腹诽罪”，竟处死刑。
其三、算缗法
武帝连年征战，加之修建皇宫，生活奢华。因此，急需用钱。所谓算缗，缗，就是一千钱；算，易中天先生说是二百文钱（见，易中天著《汉武的帝国》第8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而陈致平先生则说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不管怎样，政府采取的方式是二缗抽一算，正好是百分之十的高税，当然，比当下百分之二十五的所得税及百分之六的营业税与教育附加还是要低一些。但是，不管怎样讲，还是极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即使是小手工业者也要交半算，即百分之五。这称为“算缗法”。
其四、告缗法
算缗法颁布后，富人财主纷纷隐瞒财产，申报财产者寥寥无几。汉武帝见算缗法难以执行，恼羞成怒，在算缗法颁布约两年后，武帝又颁布告缗法。所谓告缗，就是动员人们举报，既然富人财主不愿公开申报财产，那么，发动群众，告发隐瞒财产者，这便是告缗。告缗的法令，就是对举报者的奖励条例，如举报隐瞒的财产，可获得被举报者财产或资产税的一半。
告缗法公布后，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人们纷纷举报，几乎所有的有产者都被举报。一时，商人破产，小手工业作坊倒闭，地主富农卖田交税，社会大众的储蓄锐减，社会经济凋疲。而汉武帝的国库，暂时盆满钵满。
其五、均输法、平准法
所谓均输，是指政府用平价收购各地土特产，然后运往各地高价卖出，赚取差价。所谓平准，则是由政府掌握并控制全国的物价，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利归政府。这是官府把手伸向流通领域，与民争利的举措，换句话说，商业贸易也要由“国营”——官营垄断。民营商业哪里招架得住，纷纷倒闭破产，整个社会流通除官方垄断操作外，商业贸易，死气沉沉。
其六、盐铁专营法
在颁行上述诸法之前，汉武帝就描准了利润最高的炼铁、煮盐、酿酒。当然铸钱利更大，汉武帝通过改革货币，推行货币新法，以官铸五铢钱，将铸钱业纳入国营一官营手中。而炼铁、煮盐、酿酒也不例外。首先颁布法令，由官府垄断了炼铁，对胆敢私自炼铁者，处以重刑。其次，采取措施，将盐业的经营放开一半，即煮盐由民间劳作，卖盐则由官府垄断，生产成本由民间负担，成品盐由官府收购专卖。盐铁专营至此产生，在中国实行二千多年，至今盐的统购统销仍由政府把控。再次，酒类也由官府派人专酿专卖。民间不得私自酿酒卖出。
其七、卖官鬻爵
汉武帝想要钱，想疯了。除了横征暴敛，增加赋税，颁布盐铁酒专营法、均输法、平准法与民争利外，还推行算缗法、告缗法巧取豪夺民间财产，甚至公开卖官鬻爵。“元朔六年，下令民可以入物补官，纳粟赎罪，以钱买爵。其爵位分若干级，每级钱十七万，谓之‘武功爵’（因爵皆武职）。买武功爵到第五级就可以补官，向国家捐献物产的可以做郎官，捐献奴婢的，可以免除服役。”见陈致平著《中国通史》（秦汉之国部分）第138页，贵州教育出版社）。
如果说汉武帝的这一系列变法措施也算其文治武功中的“文治”，那么，这样的变法，这样的文治，实际是对“文景之治”的一种背叛。
有人说，增加赋税，颁布算缗法、告缗法剥夺富人的部分财产，实行盐铁酒专营，推行均输法、平准法，采取国营垄断的方式及相应的法令予以施行，对于增加国家的收入和对国家的稳定均大有裨益。
事实也如此，在专制社会，国家实际是一家一姓的私有。因此，维稳是一切的重中之重。只有保住江山社稷，皇帝的私有才能延续，千秋功业才能万古传颂。专制统治者不会让民间的资本形成规模，除了运用法律的形式抽你的税，加你的赋，纳你的粮外，还可以通过银行或直接由官府铸钱——造币，稀释你的资产，贬值你的货币。
民间资本不可能与拥有铸币机的国营资本相抗衡。如民间资本形成一定规模，统治者可以运用法律轻而易举地将你的公司、作坊列入黑社会组织的名单，因此，在专制体制下，民间的地主、商人及所谓的富豪多是待宰的羔羊。即使另一部分解甲归田的退休官员，也不能形成力量，皇帝对这些退休富豪大都特别警惕，因为他们熟悉宫庭内幕，又有一定经济实力，因此，只要一举报，大多被拿下，晚节不保，命运凄惨。
其实，皇上并不在意豪强、富人、巨商、退休官员是否真正的贪腐或作恶，专制政体的逻辑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汉武帝不断折腾的深层次原因，除了钱少急需要钱外，还在于折腾之下，让社会民众自顾不暇，哪里有休闲的时间来议论朝政？君王并不需要民众“关心”国家大事。汉武帝治国，他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他哪里是真正地尊崇儒教？他要的是百官万民尊崇儒教，遵循君臣之道，作一个锣丝钉，他要的是你们学习雷锋，而不是他去学习。
因而汉武帝手忙脚乱、拳打脚踢地制定一系列的法令律条，主要还是为了维系刘氏江山的万年长。当然帮凶文人出了不少主意。于是按易中天先生所述：“对付的办法不一样，对巨商，是断其财路，或只准小本经营；对豪强，是断其根基，让他们自生自灭；对武侠，是血腥镇压，绝不手软；对文土，则是给其出路。”（见，易中天著《汉武的帝国》第9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
由此看，汉武帝的治国之术即“文治”的确厉害。对付社会各界几乎是招招见血，只有一条，比后世的统治者要明智，即对文士，采取给出路的政策。其实，在汉武帝看来，“国家只需要两种人：农民和战士，农民为君主种田，战士为君主打仗”（易中天语）。这就是史书歌颂的“富国强兵”。
对于汉武帝的评价，最为智慧的是所谓客观辩证法，说他如何文治武功，雄才大略，最后书写一句，但是，小心谨慎地说几句他站在封建统治的立场，剥削农民，压迫民众，抑制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此而已。
但是，当你透过史官辑录，你看到的开疆拓土，你从后辈儒生对“独尊儒术”的赞誉颂词中，你突然发现，你陷入一个历史的迷宫之中，你在这些新词包裹的老调重弹的语言迷宫里，你可能会感到多年以来，你一直被以班固《汉书》为代表的断代史即二十三史（除司马迁《史记》）所蒙蔽，当班固《汉书》告诉你，汉武帝开疆拓土是如何的武功盖世时，你竟然忘记了司马迁在唠唠叨叨地叙述汉武帝祭鬼神拜山神的一生。
《汉书》记述那些在沙漠上追逐游牧民族开拓疆土的行为，虽然只有只言片语，却被后辈的文人毫不怀疑的纵情放大。对于农耕民族的文化人来说，开疆拓土的地主情节还是深入骨髓的。西域地区包括前苏联中亚诸国的一部分，都统统成为汉武帝的地盘。
而遮蔽后人质疑眼光的，就是大一统国家的神圣性。扩大地盘是天大的好事，也不管是姓刘还是姓李，退一步讲，即使你汉武帝不承认西域为你控制，你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失利也不少，但对于我们而言，也绝不会否认你盖世的武功。因为，你的胜利，就是大一统国家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胜利！因此我们只管书写你盖世的武功，雄才的大略。
更何况史书中还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即只要曾经打进去，占领过就行了，哪管你的士兵水土不服，无法生存，即使像李广利一样虚报战功也可以，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宣传。海涅说：“骗人真是快乐，受骗者更是乐不可支。”刘瑜在刀尔登的《旧山河》序言中说，“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因为，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没有‘个体权利’的位置”。正如刀尔登所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同样汉武帝在“文治”方面的神来之笔，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似乎可以同他“占领”西域的盖世武功一样伟大。独尊儒术后，“孔子像一堵墙，把历史真相挡在墙外。”（李劼语），洗脑过后的人们，都感到“仿佛中国文化与生俱来就是从孔子开始，当人们强调中国的国情时，其言下之意，无非就是专制在中国天经地义。”之所以新儒家理直气壮，就在于此。因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虽然没有他在经济领域所推行一系列的变法那么糟糕，但其负面影响还是不可低估的。
诚然，今天的人们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挑开历史的面纱，会对所谓的开疆拓土并“得而丢失”的武力扩张产生疑问。也会对“罢黜百家”禁锢思想产生反感。事实上，两千年前，有关史书所描写的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是否真实，后人应该享有怀疑的权利。
想当初，生活在汉武同一时期，且了解大汉朝廷很多真相的司马迁，就没有像班固这样拿东汉王朝的工资，即拿东汉的钱财，为西汉王朝消灾。汉武帝的一生，大多数时间，除了玩女人，就是祭鬼神，他对自己征战匈奴的不利，对滥施刑罚的残忍，对推行新法横征暴敛的恶行还是心存忌惮的。特别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在临死前下发的悔罪诏，说明他是个明白人，他对自己的罪孽是心知肚明的。
他建皇宫，上泰山，封禅敬神，就是为汉家江山千秋万代和自己青史留名树碑立传。没有想到，在宫中做过太史令的司马迁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他在自己家中著史立传。据说，司马迁为防不测，他刻有两套竹简，司马迁没有骂汉武帝，他也不会骂他，司马迁的刀笔锋利，他用刻薄语言贬斥商鞅，但他有时也峰回路转，对于当今圣上，他使用不同的笔法，他唠唠叨叨地叙述，把一位祭山封神、装神弄鬼的汉武帝的形像活脱脱地刻画出来……
因此，民间修史，于帝王而言，是最忌讳的。这些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君主，最需要的就是留名青史，最看重也最害怕的，就是自己的恶行大白于天下！这是中国帝王的软肋，也是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