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阳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死后谥号“文”。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的十大经典名句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折得一枝香在手，人间应未有。
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
苏轼VS王安石：势同水火又惺惺相惜
北宋时期二位著名的政治家及才子苏东坡与王安石，因为在朝辅政意识形态及文学风格的迥然不同，导致个人是非恩怨不断，所谓文人相轻，苏王犹烈。好在二人在晚年能握手言和，缘于最终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观看待对方的长处，由此而能包容对方的不足，进而认识自身、明心见性。二人的生平经历、思维起伏展现了封建社会典型的古代士子阶层的悲壮风情。
忆昔苏东坡刚参加制举时，锋芒毕露，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将其列为高第。而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却认为苏东坡的许多观点，与自己以前向皇上所上的万言书意见相左，因而斥责苏东坡之文为“全类战国文章”，这就是二人的初次交锋，也即新旧党争的延伸。
而苏东坡任监官诰院时，主管官吏凭证文书的颁发，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行为非常不满，后来更是竭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由此王安石十分恼怒，把苏东坡视为强敌，必欲与他逐出朝廷而后快，苏东坡因此备受变法派的打击排挤。
熙宁二年（1069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欣赏其主张，当天接见后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而王安石则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担当此任。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未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
同年，苏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亡之事为问，王安石更是大为不悦。
二人时常见面，相互挖苦、贬低成风。比如有一次，两人来到一片碑林，见一处石碑有点倾斜，王安石便说：“此碑东坡想歪！”苏东坡当即反唇相讥道：“当初安石不正！”。二人峙才傲物，互不相让，由此可见全盘。
又有一次，王安石考虑到以前苏东坡曾写过《进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请他协助自己主张政见，王怀抱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东坡。当时，苏在书房与几名青年学者讨论王的《字说》一书，王安石高兴地说：“这是老夫为补救许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而写，如‘坡’、‘笃’两字，明明是会意，许公竟解作形声。吾以为认为‘坡’者，土之皮也；‘笃’者，以竹鞭马也……”。
苏东坡反问道：“如此‘滑’字乃水之骨也，有谁听过水有精骨呢？还有‘笑’字，岂不成了以竹鞭犬了吗？”王安石听后心中不快，只能勉强解释道：“‘鲵’字从鱼从儿，合为鱼子。四马为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并非没有意义的。”
苏东坡则说：“鸠字九鸟，君可知道有何典故？”王安石信以为真，欣然请教。苏东坡得意道：“《诗经》上说：‘鸣鸠在桑，其子七兮’……。”王安石不解而问：“分明七只鸟，怎能说是‘九鸟’呢？”苏东坡不紧不慢地回答：“七只小鸟加上它们的父母，不就是‘九鸟’吗？”如此玩笑使得王安石十分尴尬，因苏轻薄自己而拂袖离去。
从政见上的相互排斥发展到卖弄学问调侃对方，这是二个大文士的习惯。
又一次，苏东坡去拜访王安石，恰逢王安石睡觉，苏东坡见书桌上有两句王安石的《咏菊》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认为菊花最终枯焦而不落瓣，便依韵续诗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又有一次，苏东坡被贬海南时，王安石为其饯行，王赋诗曰：“明月当空叫，五狗卧花心”，苏东坡却信手改成：“明月当空照，五狗卧花阴”。后来苏东坡在海南儋州时方知当地有一种叫“明月”的鸟，和一种叫“五狗”的昆虫，他才恍然大悟。
苏东坡和王安石虽相互排斥、相互贬低，但毕竟以其文斗为主。随着时光的流逝，二人最终在政坛失意，清醒之后都认为是自身的嫉妒心造成二人争斗的主因。名利到头随烟而去，明心见性后双方都有了忏悔当初而赏识对方才华之心。
在政见方面，王安石认为苏东坡是盖世英才，一代忠臣。当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被定罪候斩，性命危在旦夕，当时满朝异姓官员无一为苏东坡求情，王安石听说后从江宁上书神宗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章、学问及超人见解、办事果断等，非常佩服，曾称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对苏东坡《表忠观碑》一文大为赞赏，兴致勃勃地次韵苏东坡在密州所写的“尖叉韵”雪诗。
而苏东坡于元丰三年（1084年）途经江宁，深为《字说》一事当面讥笑王安石而感到内疚，专程拜访王安石以消除多年的隔阂。已经下野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东坡到了江宁后，也是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一头瘦驴，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去会苏东坡。
交谈中，苏东坡对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先说那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
东坡接着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地说：“我一定要面见皇上陈述！”并叮嘱东坡不可泄漏此话，原来他对吕惠卿的倾轧心有余悸。
随后，两人又谈论诗文，苏东坡手书近作相赠，王安石意犹未足，也自诵其诗，请苏东坡书写后留给自己作纪念。苏东坡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
苏东坡在江宁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苏东坡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赞赏并感叹曰：“老夫平生作诗，无及此之二句！”
王安石送走苏东坡后对人说：“不知更年几百，方有如此人物！”，此精典之述，实是二大文才风起云拥之写照也。
君子和而不同：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变法之争
新旧之争，王安石变法这场大戏究竟如何?
很多的故事在历史的沉淀下变得越发的精彩，我们从后人的角度看前人的故事，不得不感叹一句：真是一场精彩的大戏。
镜头转到北宋这个朝代，历史上很多出名的人物都是出自这个时代，像苏轼、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人，只要是接受过中国教育的人对这些人都不会陌生。
我为什么把镜头转向在北宋这个朝代呢?那是因为我在这个时代看到了一场精彩的官场大戏。这场大戏就是历史上颇受争议的王安石变法。
这场大戏牵扯的人物众多，新旧两派的人物都是响当当的角色，自然，吸引人眼球的自然还是这件事的两个代表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
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名字我们都很熟悉，这可是伴随了我们整个中学时代的人物。但是在历史的舞台上，这两人却是针锋相对，给后人演了一台精彩的对手戏。
在说这两人对掐的事件之前，首先得说说这俩人的背景。
司马光砸缸的事情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故事，所以他是小时候就以聪慧出名了的。而王安石也是小时候因为过目不忘饱读诗书而被誉为了神童，所以这两个人的起点非常的相似。
他俩相似的还有踏足朝堂的风格上，两人均是不拘泥小节的人物，这两人也都是公认难得的正直不阿，不求闻达做官，但求贡献人间的贤良君子。
但是就是这样两个明明应该很投机的人，却是演成了对手戏。
且看，王安石一身正气要求变法，大力革除旧法主张新法。磨刀霍霍大有一番作为的样子，但是在这个时候，其他的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重臣不乐意了。
“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反对声一拨接着一拨啊。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回应掷地有声，我就要这么干了。加上当时的老大神宗皇帝的支持，变法的态度绝对不会变。
可是作为主角的司马光岂会善罢甘休?眼睁睁看着王安石这么玩下去?显然不可能。
第二年司马光就开始了谆谆教导，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新法实施过程中的四项弊端。
王安石的回应呢?十分简单粗暴的写了一封只有人家十分之一的《答司马谏议书》。这态度就很明确了。
在后人的角度上来看这篇回答。虽然文字功底文采什么的确实不错，但是用在变法上却是有点证据不足，显得抽象。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自然就会互掐啊。但是王安石是有后台的，司马光也掐不过啊，不过人家也是有骨气的，挥一挥衣袖，一片云彩都不带。
司马光走了，王安石斗志昂扬地开始变法了。可是这种变法就跟小孩子举起大旗子说读书无用一样。朝中的士大夫是不支持这个变法的，所以王安石找来一些新的帮手来帮助自己，一时间就形成了新旧两派互掐起来了。而且当时还有地域情节，南方人跟北方人之争，也算是演了一个笑话吧。
这部剧的看点在于起起伏伏，本着这一路风头耍到底的王安石要是笑到最后，那么这部剧就跟开了外挂没啥区别了。王安石的后台神宗去世，由新上任的哲宗皇帝管理。奈何哲宗是个小孩子，一切得听太后的。然而太后又是听司马光的，那么看点来了。
司马光的朝代来了啊，出任宰相后马上就废除新法，一点都不留。别人劝说留下优秀的条令，他也不听，真正是把任性给进行到底。跟王安石一个倔脾气，都是拗相公。
故事到司马光这就结了么?显然没有。
这部大戏在主角死了之后都还在持续上演，新法旧法的争斗持续不断的升温。两方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我们来分析一下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两个主角，不得不说这两人虽然导演了一场大戏，但是他俩都是失败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他俩的目的是什么?
国泰民安啊，可是他俩干了啥?两个人各执己见，还纠结两个帮派共同搞斗争，把整个朝堂都弄得动荡不安，这样不计后果的各执己见简直是幼稚。目的都没达到就两人争得热闹了。
第二，这么浩大的工程给百姓带来了什么?
王安石变法还是推进了时代的进步的，可是他俩党同伐异，新法固然有缺陷，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取。但是司马光却是完全否认了这一改革的进步意义，这是司马光的愚蠢之处。那么王安石的错在哪儿呢?就在于他太想成功了，想要一下子就推倒屹立这么久的旧律法，这可能么?显然不可能啊，一口气怎么能吃成胖子，何况新法中还有很多的缺陷。
诸多事实证明，这两个人就是拗相公，而且拗到两边了。司马光直接不接受新事物，王安石就是要推倒一切旧事物。
得嘞～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心，两人互掐，这还不够，我得拉点小伙伴来助助阵。可是你有小伙伴我没有么?我也有。这就形成了两大派之争上面来了。明明都是两个有名的才子，脑袋瓜都不笨，怎么就会这么偏执呢?明明就是想要给百姓给天下苍生一个更好的生活，却被弄得乌烟瘴气。
这怪谁?还不是怪这两个主人公党同伐异，各执己见，不知道变通，都把自己的想的是正确的，对方的都是错误的。才上演了这么一场大剧。
北宋王安石变法这场大戏在后人看来着实精彩，演员都是名人，演出的故事也是起起伏伏颇为精彩。不过这故事的背后也引起了我们的反思，新法旧法之争最后的失败就在于不能太过各执己见。党同伐异这种只会让事情演变的越来越糟糕，明明是想要做好事，却变成了一场大闹剧。后人也要因此吸取教训，在遇到新旧之争时，注意调解，而不是各执己见。这也是适合如今的商场管理的。
史料有载，苏东坡曾因与司马争政后连叹“司马牛”，这大概是在说司马光的脾气，跟那拗相公王安石有一争——倒不见得说司马光是牛，但由此司马光于变法一事之上的脾性之一斑。
王安石代表的是革新，而司马光极力守旧，他们只是两个势力推出来的代表，但这二人于变法之争，实在算是倾尽了心力，但也因为太过认真，最后都搞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更惨的是晚景凄凉。半生沉浮之后，倒正可用白居易《琵琶行》中“凄凉不似向前生”来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