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岳飞，一个悲剧的诞生
“莫须有”悲剧如何诞生?千古之下，人们在嗟叹之余，发现诸如干涉立储、犯上抗命、反对议和、坐拥重兵这些理由似乎没有一条能单独证明“岳飞必须死”这一结论。在冤案存在多处疑点、历史细节已经不可能还原的情况下，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成了人们能够接受的唯一解释。然而，中国历史上军事强人和皇权之间的张力拉扯已久，双方经常闹得你死我活，像郭子仪这样立下“再造唐室”之功却善终的例子少之又少，再加上赵宋王朝对武将一以贯之的猜忌防范，岳飞的悲剧偶然中孕育着必然，并且还将在此后的帝制时代多次上演……
起源：国难中诞生的"岳家军"
说起"岳家军"，不能不提《满江红》里的那句今人耳熟能详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靖康二年（1127年）闰十一月的"靖康之变"导致了北宋政权的灭亡，也让宋太祖赵匡胤苦心孤诣建立的那套军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本人的军制土崩瓦解。原先由朝廷直接掌握全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禁军），"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随着数十万禁军在金军二次南侵的战争中非亡即溃，基本消失殆尽而不复存在。经历了东京（开封）失守、徽钦"北狩"的国难之后，赵构在江南重建的宋政权，虽然名义上叫做"中兴"，实际却跟"草创"无甚差别：金人铁骑的南下追击迫使这位康王"泥马渡江"，甚至一度落到流亡海上的地步；宋廷中央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正规军队，抵抗女真人的重担在很大程度上需依靠那些靠扩张私人军队并吸收流寇渐成规模的将军们"。
挨到建炎三年（1129年），南宋统治机构总算初具规模，终于将分驻抗金前线各军事要地的野战主力部队统一番号为"御前五军"，第二年改为"神武五军"；到了绍兴五年（1135年），因"神武"乃是当年北齐军号，又改成了"行营护军"。尽管名义上已经被中央收编，但时人依然习惯以大将的名号称呼所部军队，譬如张俊的军队叫"张家军"，韩世忠的手下，则曰"韩家军"，兵将间的私人隶属味道很浓。这在北宋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谋逆行为，就连杨老令公如此威名盖世，却也是个可怜的光杆司令，手里连一支骨干部队都没有，只是在征战之际，才有份指挥由来自各支不相统属的禁军临时拼凑的部队。
南宋初年的统兵将领，不光长期手握重兵，权力也更大 ，辖区以内可以先斩后奏，便宜行事；上马管兵，下马管民，军权财权都尽在掌握，基本上就是辖区内的土皇帝。这在满脑子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文官集团看来简直就是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重演，有人（不是秦桧）就向宋高宗上书进言，各路大军只知道有自己的统帅，人人都是各为其主，还有谁晓得有皇帝陛下呢？这些文官只记得北宋初年收藩镇之权是让"天下无事百有五十年"的良法，却没有看到这"百有五十年"间宋军外战的不振，更忘记了靖康之耻实际上就是北宋兵制"四方帅守事力单寡，束手而莫知所出"这一弊端的大暴露，而其结果就是整个北中国的沦陷！在金人强兵压境的局面下，南宋当局向统兵将领放权也算是与时俱进的举措，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守将拥有更多权力，增加其守土御敌的责任感，最大限度地调动辖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抵御金军——毕竟能打胜仗才是硬道理，"政治正确"只能暂时摆到一边。于是，北宋只能有"杨家将"，而南宋却出现了"岳家军"。
岳家军的起源，还要追溯到建炎年间的东京留守司部队。金军灭亡北宋后暂时北归，一向主张抗金的宗泽出任东京留守，收编了大量溃兵和义军，并且积极联系河北的抗金武装，一时间军威很盛，号称百万。投军的岳飞在宗泽麾下，从基层做起，凭借军功一步步晋升至将领。然而在宗泽1128年三呼"过河"而去世之后，继任者杜充御下无能，义兵闻风解体。几天之内人心就散了，将士去者十五，两河豪杰皆不为用，以致时人有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换成杜充就变成"兵皆为盗"之叹。后来杜充退至江南时尚且拥兵十万，面对金军南下时却轻易投降，致使这支昔日威震中原的东京留守司部队彻底瓦解。只有岳飞的队伍成为仅存的硕果，在大军溃散之余，时任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的岳飞率部移屯宜兴，相继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从此独自成军，揭开了"岳家军"的传奇篇章。
军纪：南宋第一强兵
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前，以长江边的鄂州（今属湖北，治所在现武汉市武昌区）为基地，岳家军（正式名称是“行营后护军”）已壮大到10万之众。当时，在南宋初年名震一方的宋廷大将中，淮西张俊所部8万人；淮东韩世忠所部仅有3万人；远在四川的吴玠手下也只有6.8万人。岳家军已然成为南宋朝廷各支大军规模之首。
在岳家军的十万大军之中，真正从东京留守司时代延续下来的老班底只有大约两千人，而南宋当局历年来拨给岳飞的部队为数也不很多。岳家军的兵员主体，是岳飞在绍兴元年（1131年）到绍兴五年间，率部驰骋在湖湘等地，平定不服朝廷的盗贼土寇后收编的壮丁。
受战乱影响，溃兵盗贼当时遍布大江南北。这帮人的来源大致是两个：一部分是由北方民间的抗金武装和各地勤王义军转化而来；另一部分是由被金人击溃而逃散的士兵转化而来。对于这些令人头痛的溃兵盗贼，大敌当前的宋廷通常息事宁人，以招抚收编为主，以致当时出现了“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临时首都）卖酒醋”之类的俚语。但溃兵盗贼中总有强梁反复者，敬酒不吃吃罚酒，被岳飞奉命剿灭。但岳飞在平乱之后对大批被俘者的宽大处置令人赞叹，除元凶外皆不问（甚至在江西拒绝过宋高宗的屠城密令），老弱者放归田里，精壮者则被收编入伍，成为“岳家军”的一员。绍兴二年（1132）二月，岳飞剿灭并收编盗匪曹成部后，兵力即暴增一倍，达两万四千人，已与其他几位大将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的兵力并驾齐驱。三年以后，岳飞又奉命进剿了盘踞在洞庭湖地区的“湖贼”杨幺，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消除了这一朝廷的心腹之患。得胜之后，有部将建议岳飞在鼎州（今常德）大开杀戒以显示军威，并让当地人“知所怕惧”，被岳飞严词拒绝。免遭一场荼毒的当地百姓从此对岳飞怀有很深的好感，直到几十年后的宋孝宗淳熙年间，常德一带的老百姓依旧对“岳枢相”感恩戴德；而原先杨幺手下的丁壮被编入岳家军的大约有五六万人，远超过岳家军在剿灭杨幺前的兵员数量。
如果只是兵员多达十万，这样的军队其实也不足恃。北宋时代禁军最多超过100万（可见林冲的80万禁军教头货真价实），却是军纪松散连战皆溃，辽、金、西夏个个都成了苦主，足见一支军队如果只是人数多，也不过是乌合之众，更何况岳家军中从溃兵盗贼中收编而来的大多数兵员，本来就是些目无法纪、纪律散漫的亡命之徒！
但是，就是以这些原先货真价实的乌合之众为主组成的岳家军，在史籍上却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著称，这一点不仅在当时，甚至在整个古代中国，都堪称卓尔不群。昨日当流贼时烧杀奸掠，无恶不作，今日在岳家军里却是俯首贴耳，令行禁止。如此奇迹般变化的背后，是岳飞的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如同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所言，岳家军的军纪为“中兴第一”！
岳飞在南宋军界初露头角并非因为战功，而是因为肃然的军纪。岳飞曾经说过：“用兵者无它，仁、信、智、勇、严五事，不可不用也。有功者重赏，无功者重罚，行令严者是也。” 岳家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早年岳家军初创驻军宜兴时，两浙各地吏民纷纷扶老携幼迁到宜兴，把岳家军驻地当作临时的避难之地，宜兴人民甚至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原因无他，唯有岳家军能够做到“不扰百姓”。当时几乎所有宋将都纵兵行暴践民，个中之尤即数张俊，其部队还常以“自在军”炫耀；建炎四年（1130年）宋军收复建康（今南京）后，在这座繁华的东南都会之中，各路宋军纷纷变身为强盗，令已在女真铁骑下饱受欺凌的建康百姓大受其苦；只有岳飞驻兵临近的广德（今属安徽），民间“无秋毫之扰”。当年秋天，岳家军移防江北泰州，当地百姓同样安堵如故；为此，宋高宗亲自下手诏表扬岳家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民不知有兵也”。
农民出身的岳飞对士兵欺凌平民深恶痛绝，因此军法甚是严峻：拿老百姓一文钱的，就要杀头！ 有个兵士拿人一缕麻绑草鞋，岳飞追查盘问后，斩首！ 在极端严格的管束下，经历成年累月的军纪实践，岳家军军纪之严整，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有士兵在湖口县买柴，百姓主动少收二文钱，士兵坚拒说：“你想用这二文钱买我的脑袋吗？”绍兴二年岳家军平曹成后屯驻江州（今江西九江），一时军费不继，士兵杀马充饥，剪发卖钱，甚至卖老婆孩子买米，却无人敢于抢掠百姓。日久天长，岳家军名声在外，以至于老百姓听到其他军队来了，如同遇到了土匪，都逃得无影无踪，而岳家军路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出门围观，乃至声泪俱下，激动不已。
当然，岳家军的军纪绝不只是靠着严刑峻法维系。岳飞以身作则，与部下同甘苦，经常与最低级的士兵同吃，酒肉全部平均分配，若是酒少不能分给全军，就掺上水让每人都能喝上一口。士兵露宿野外，岳飞也绝不一人住进营帐。同时，岳飞尽可能地善待部众，朝廷每次犒赏，全数分发将士，自己一文不取。有一次，岳飞命令一名部将分发犒赏，按照带甲人、轻骑人、不带甲人三等给钱，这名部将从中渔利中饱私囊，被岳飞发现后，立即杖杀。对于立功的将士，生活简朴的岳飞向来不吝赏赐。部将张宪的亲兵郭进在莫邪关立下头功，岳飞就立即赏赐金腰带和银器，并将他从普通小兵提拔为从八品武官。
在岳飞恩威并施的管教下，岳家军形成一种军令如山、雷厉风行的军风。有一次，岳飞派一名骑士带奏折前往临安，途经长江，恰值风浪，渡口管理员禁止过江，结果这位骑士表示，宁可淹死，不能违背岳太尉的军令，随后自驾一叶扁舟渡江，目击者无不惊以为神。赏罚分明的岳家军对于日常操练的要求与实战一样严格。兵士冲山坡，跳壕沟，都穿着重铠练习。儿子岳云在训练时战马失足跌倒，就立即受到鞭打。所谓“在操场上很困难，打仗时就容易多了”，岳飞一生谦虚，唯独对岳家军士兵的战斗力从未低调，曾豪言：“某之士卒真可用矣！ ”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的“岳家军”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宋第一强兵”！
战将：历史就是传奇
“岳家军”不但兵多而且将广，岳飞帐下有统制官 22 人、将官252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人，而同时期的张俊手下只有10名统制官，韩世忠手下也只有11名。
在岳家军的众多将领中，有一人的身份最为特殊，他就是岳飞的长子岳云。当时宋朝的宰相是正一品，月工资三百贯与一百石禄米，只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工资四百贯和禄米一百五十石。作为朝廷的高级将领，官居两镇节度使的岳飞的工资比宰相还高，即使不算宋高宗经常颁发的重赏厚赐，也完全有能力让儿子过上跟其他衙内一样的阔绰生活，但对岳云，岳飞并无丝毫徇私之意。相反，在赏罚分明的岳家军全军将士中，岳云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有功不赏，有过必罚，而在战场最险恶的场合，却必须身先士卒，舍命于枪林箭雨之中。自从绍兴四年（1134年），年仅16岁的岳云首次随父出征后，岳云一直充当岳家军的先锋角色，冲锋陷阵。很多明清以来的文艺作品包括戏曲当中，都说岳云使两把大“锤”，但其实岳云所用兵器是铁锥（同“鎚”）枪。今天所说的“锤”在宋代被称为“骨朵”，而“铁锥（鎚）枪”是一种长形的又能刺又能砸的重兵器，重达80斤，可见岳云的臂力确实惊人，故在战场上锐不可当。因此，岳家军中皆称其为“赢官人”（官人为宋代对男子的尊称，“赢”指常胜不败的意思）。
由于岳飞对岳云的战功的处理近乎苛刻，多次隐瞒不报，使得岳云的官职晋升甚慢。故而，在岳家军诸将中，张宪和王贵二人成为地位最高的将领，岳飞的重要副手。当岳飞不在军中时，王贵和张宪可以代替岳飞指挥其他统制，主持岳家军全军的事务。担任前军统制的张宪追随岳飞多年，以忠义著称，深得岳飞信任。
至于流传很广的小说《说岳全传》中性格最为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之一的牛皋，官拜岳家军的左军统制。他的人生一大污点是在加入岳家军前曾经短暂投降了金国扶植的傀儡伪齐政权。小说中的牛皋鲁莽而不失智谋，暴躁而不失幽默；而历史上的牛皋其实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绍兴四年岳家军北伐金国傀儡伪齐盘踞的荆襄六郡时，张宪和岳家军另一猛将徐庆带兵攻打随州，守将王嵩死守不出，岳家军连攻一个多月还是没有得手。岳飞得报后派牛皋去支援，临走时牛皋只带了三天的粮草，结果不待粮尽就攻下随州，俘敌五千，活捉王嵩。其人善战，可见一斑。牛皋的结局也是一个悲剧。尽管《说岳全传》虚构了一个“气死金兀术，笑死牛皋”的动人故事，给牛皋设计了一个快意恩仇的结局；但在真实的历史上，牛皋因坚决反对屈辱的和议，最后在1147年（绍兴十七年）农历三月初三，被奸相秦桧密令亲信都统制田师中，以宴请各路大将为名，用毒酒害死。
岳家军中间还有一员勇将，《说岳全传》对他的结局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史实，也就是说，此人已经不需要任何演义，因为本人就是一个传奇。他就是杨再兴。杨再兴原本是盗匪曹成的手下，骁勇善战。在岳家军进剿时，杨再兴曾杀死了岳飞的胞兄岳飜，但岳飞剿平曹成后却不计前嫌将杨再兴收为己用。得到岳飞如此宽容的杨再兴从此忠心耿耿，冲杀在前。在绍兴十年的北伐中，岳家军进逼临颍，杨再兴率领三百骑兵前哨小商河，与金军主力猝然相遇，数万金军对他们实施包抄围掩。杨再兴等人却毫无惧色，率三百骑士奋不顾身地进行殊死战。金军箭如飞蝗，杨再兴每中一箭，都折断箭杆继续冲杀，最后不幸马陷小商河，被金军射成“刺猬”，但是他和他的战马依然在河中站立不倒。此战，杨再兴率军斩杀金军万夫长以下二千余人，与其三百精骑全数战死，堪比斯巴达三百壮士力阻波斯帝国十几万大军的温泉关传奇！金军撤退之后，岳家军在残阳如血的战场上找到了杨再兴的遗体，火化之后，从中捡出铁箭头两升有余。此即著名的“血战小商河”，这段真实的历史，和评书、小说一模一样！
战功：南宋唯一的攻击性力量
由于岳家军的规模不断扩充，给岳飞对这支大军的管理带来了很多不便之处。于是，岳家军的十万大军总分为十二军，计有：一、背嵬军；二、前军；三、右军；四、中军；五、左军；六、后军；七、游奕军；八、踏白军；九、选锋军；十、胜捷军；十一、破敌军；十二、水军（横江军）。
其中，前后中左右五军是常见的名字，选锋军、胜捷军和破敌军都是取了比较威风的名字。以上这八支部队都是以步兵为主。虽然南宋绍兴二年（1132）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使用的长竹杆火枪，以竹为筒，内装火药，临阵点燃，喷射火焰，焚毁了敌人的攻城器械“天桥”，是最早见诸史册的管形火器；但在岳家军中，仍以冷兵器为主要装备。经过严格训练的岳家军重装步兵全身披甲，全副铠甲用甲片1825叶，重达40-50斤。在岳家军步兵中，弓弩作为主要兵器占有重要的地位，弓弩手占了军士的大部分。军队里大约十分之二的兵士使用弓，十分之六的兵士使用弩，合计占到了80%，剩下的大概十分之二的士兵才使用刀枪等近战兵器。因宋朝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弓弩等兵器远远胜于以骑射起家的北方民族，所谓“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而弩在宋朝被视作对抗北方骑兵民族的利器，得到大发展。弩手多用踏张弩，采用三组轮射的迭射法，而“神臂弓”的发明，使宋军的有效射程远及二百四十多步，约合372米以上。宋军战场上的老对头金兀术也不得不承认，神臂弩是最令他恐惧的宋军武器。
为保护在近战中将沦为活靶子的弓弩手，岳家军以刀枪手紧靠阵前布设的拒马之后，居于弓弩手之前，以便于当敌骑冲阵之时进行白刃战。同样是为了对付金人的铁甲骑兵，岳家军十分重视长柄刀的使用。所谓长柄刀，种类甚多，大致都是由唐代的陌刀演化而来。舞刀是宋军重要的训练内容，按照南宋建国之初的规定，舞刀者要用长1.2丈以上的长柄刀，用毡皮将刀头裹起来，连舞五十二次，能让刀头不落地的，才算合格。至于在宋军中军纪最严，训练要求最高的岳家军里，更不待言。
在岳家军十二军中值得一提的是背嵬军、游奕军和踏白军。这三支部队的名字实在够古怪的。所谓“游奕”还好理解，就是巡逻；“踏白”的本义则是“侦查”；而“背嵬”两字是西夏党项语音译，在北宋末年的西北边军中就用来命名“大将的亲军”。岳家军中的“背嵬”更是精锐中的精锐，士卒的选拔是极其严格的：军中进行军士技能比武的时候，将胜出的士卒登记在册。一旦旗头和押队一类的低级军官阵亡，则迅速以这些优秀士兵补充进去。这些被登记了的勇卒之间也会经过多次选拔并决出优胜者来，一旦各级将官有伤亡需要补缺，则再从这些优胜者中进行选拔。这些人都有可能进入背嵬军。但凡进入背嵬军编制的士卒便享受到与岳家军各级统制相同的尊重，犒赏也异常丰厚。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背嵬军”往往被作为突击队或敢死队使用。
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背嵬军、游奕军和踏白军是当时南宋屈指可数的骑兵部队！岳家军的骑兵主要装备有长、短刀，约十支短弩 ，二十支硬弓弓箭、围盔和铁叶片革甲。仅背嵬军就有八千余骑（背嵬军另有万人步兵），三军加起来竟有二万多骑兵！在宋代以往的战争中，由于骑兵孱弱，宋军面对北方民族的铁骑冲击时往往只能被动挨打。但在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岳飞第二次北伐，兵进伊洛，夺取了伪齐政权的一个马监，缴获战马一万多匹；在同年十一月，岳家军又从伪齐那里俘获战马四五千匹。这缴获的约一万五千匹战马，加上以前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曾拨给岳家军的少量战马，使得岳飞建立了一支当时南宋各军无与伦比的骑兵。岳飞本人就善于骑射，素有“勇冠军”之名，他亲自教导，让将士熟练掌握射技枪法，此等精兵，自然非同小可。也正是有了这支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使得“岳家军”成为南宋初年，宋军之中唯一的进攻性力量！
要维系部队的战斗力，钱、粮、衣料、军器的后勤供应必不可少，何况岳家军十万大军之外还带着几十万家眷，给后勤带来的压力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役，单是军粮就常使岳飞乱了方寸。绍兴八年（1138年），岳家军的日常开销已是“月用钱56万贯，米七万余石”，军马的饲料等开支还不计在内。钱粮之外，军器的供应也不是个小数目，同样是绍兴八年，看看枢密院发给岳家军“自造军器”的原料清单， 我们就明白岳飞要驾驭的复杂财政局面：铁甲叶近70万片，牛角6300多只，生黄牛皮9100余张，牛筋400多斤，生羊皮1万8千多张，箭笴（杆）18万5千只，翎毛51万堵，条铁7694斤！农民出身的岳飞深知民间疾苦，每次调发军饷均面沉如水，感慨“东南民力耗弊极矣”，激励士卒“大功未成，何以报国！ ”
结局：前所未有的大捷
岳家军用战场上的行动证明，自己并不是靡费公帤的无用之师。
岳飞向来反对消极防守，主张积极进攻。当绍兴十年，金人悍然撕毁和议大举攻宋时，岳飞随即针锋相对，将10万大军分成奇兵、正规军和留守部队三部分，呈梯次配置，主动发起战略进攻。奇兵是深入敌后的游击部队，骚扰敌人后方，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正规军是担任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后方留守部队包括全体水军，岳飞为稳固后方，派岳家军接管了直到江西路江州、江东路池州（今属安徽）的江防，以拱卫长江中下游的安全。
岳飞开始战略进攻时，在西方，派出一支部队切断金兀术与西线陕西战场的撒离喝部金军的联系，护卫岳飞主力军的侧后。在东部，岳飞亲自统率重兵，向辽阔的京西路（今河南大部、陕西、湖北局部）平原地区疾进。同时，派出前军统制张宪和游奕军统制姚政，率部驰援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刘光世所部。整个兵力部署也呈两翼展开，中央突破的战略态势。岳飞战略反攻步骤是，由南向北逐次推进，扫荡开封外围敌军，进克开封，随后渡河收复河北失地，然后直捣黄龙府。六月初，岳飞部开始战略反攻之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席卷京西，兵临大河，胜利地完成了扫清开封外围的第一步战略任务。
金军不甘心失败，经过一个半月的休整，倾巢而出，企图利用宋分兵攻占州县之机奔袭岳飞宣抚司驻地郾城，摧毁宋军统帅机构，打破岳飞的战略进攻，双方决战由此展开。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此次战略决战是由郾城（今属河南）和颍昌（今河南许昌）两次大捷中的一系列战斗组成的。
在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八日的郾城大战中，金军精锐骑兵“铁浮图”和“拐子马”气势汹汹而来。“拐子马”是宋人对金军主力两翼骑兵的称呼，用以对敌军实施迂回包抄而后突击。他们纪律严肃，作战勇敢顽强，每个骑士都有副马换乘，以保证作战时的机动性。其装备有格斗型冷兵器（马刀和狼牙棒）与弓箭，既能作为骑射进行远距攻击，又能作为突击力量近距搏杀。这种骑兵，马匹和骑手都有一定的防护装甲，同时兼顾轻捷灵活的要求。而“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推进的时候如同一面铁墙。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由于古代重甲十分昂贵，不可能大规模装备，而重骑兵在承受铠甲重量的同时，还要进行战斗，这就要求骑士必须拥有超人的体魄，所以“铁浮图”堪称金军精华中的精华。
但岳家军的“背嵬军”、游奕军的骑士就硬是与金国引以为骄傲的骑兵展开正面对决！在平原旷野上驰突，正是女真骑兵的长技。郾城会战中的岳家军不可能依托山险，也没有凭借城垣，而是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平原地区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中尚属首次！经过严格训练的岳家军骑兵顶住了金军骑兵的攻势，猛将杨再兴甚至杀入金军阵地，险些活捉金兀术。
随后，岳飞下令步兵各持一种叫“麻札刀”的长柄刀上阵，弯腰低头，专砍马足。这个战术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需要巨大的勇气，一击不中的话，金人骑兵已到身前，因此在宋金战争史上，仅有岳家军等几支军纪严明的部队才有能力采用。从午后战至黄昏，岳家军步骑配合，令金军人仰马翻，遗尸数千。金军的一万五千多精锐骑兵在遭到重大杀伤后狼狈溃退，金人海上起兵以来，都是靠着“铁浮图”和“拐子马”取胜，却在郾城一仗一败涂地！连金兀术都为之大恸。
一周以后的颍昌之战，守城的不到三万的岳家军面对的是金军骑兵三万、步兵十万的进攻，又是岳云亲率800“背嵬”骑兵冲入敌阵，岳家军步兵从两翼护卫骑兵攻击金军。血战几十回合，岳家军人、马皆被鲜血染红，却没有一人回头；时至正午，作为预备队的岳家军的踏白与选锋两军出城投入战斗，金军立时阵脚大乱，全军溃败。岳家军大获全胜，歼敌五千，活捉金军大小头目78人，俘虏金兵2000余人，缴获战马3000多匹。金军副统军粘汗孛堇身受重伤，抬回开封府后死去。
两战之后，金军已被打得闻风丧胆，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金兀术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天的南军（指岳家军）的“勇锐”如同当年的我军（金军）；今天的金军的“怯懦”就像昔日的宋军！对此，作为金军主帅的金兀术已经无计可施，准备收拾残部退回黄河以北。这是岳家军兵势的最高峰，也是整个南宋时代兵势的最高峰！
在宋金战争中，宋人面对的是经历了白山黑水间半渔猎半农耕严酷生活锻炼的金军骑兵。当时的金军作战极其顽强，军令严酷，一旦开战打个一整天是家常便饭，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打不满一百回合也能算骑兵？而同时期的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往往在半天之间即可分出胜负。当时吴玠在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刘锜在顺昌取得的胜利都是以防守取得成功，吴玠凭借山地的有利地形，刘光世也有城墙可以利用，而岳家军是在利于发挥骑兵优势的河南的平原旷野上与金兵野战两次大胜，以寡击众，克敌之长，开创了在平原野战中以进攻手段战胜金骑的先例！给了金军主力以毁灭性的打击。
收夺兵权的牺牲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岳家军在战场上取得的成功越大，距离自身的悲剧性的终结也就越近。宋高宗对岳飞北伐的态度是一怕大败，二怕全胜。大败则会有灭顶之灾，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大胜则岳飞功盖天下，威略震主，也不堪设想。数十万中原豪杰所揭义旗并不是“宋”，亦不是“赵”，而是“岳”，也不得不让南宋统治者感到震撼。更何况宋廷之内，还有一个当时就被人看成“细作”宰相的秦桧！
因此，在岳家军乘胜追击，燕京（北京）以南，金朝号令不行，金廷对战争的信心完全丧失，下令将燕京所藏珍宝北运，打算放弃全部宋地的时候，南宋朝廷却下达了退军的命令，使岳家军将士们的百战心力完全归于虚掷。如果不是被迫班师，宋军完全可以进抵汴洛控制黄河一线要点，这将会对南宋进一步北伐奠定良好的基础。
当时的金国将领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称其为“岳爷爷”，得知岳飞死讯后，他们个个喝酒相庆；几十年后的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 1206年），金章宗写诏书招降南宋四川守将吴曦时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你自己评价一下自身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这样的威名战功，宋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吗！足见岳家军的战力与威名，就连敌对的金国君臣也不能不承认。
岳飞的冤狱之后，昔日岳家军在战场上取得的赫赫战功，被秦桧一党把持的宋廷刻意抹去。乾道二年（1166年）也即宋高宗禅位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四年，仍旧秉承赵构意志的南宋朝廷评定了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里面把杨沂中败伪齐刘猊之类微不足道的小胜都算上，独独没有岳家军的郾城和颍昌两大捷！更滑稽的是，当年对于“十三处战功”之内的刘光世顺昌之战，宋廷赏赐十四万贯，尚不及“排不上号”的郾城之战的二十万贯！甚至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冤案平反时，南宋朝野上下都一致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这只是凭朝野传闻及众人的回忆和印象，而在由秦桧党羽编写的南宋官修史书中却无法查证，于是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通过岳家军尚存的故将遗卒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事迹！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战功，被秦桧及其党羽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岳家军也在宋廷随之而来的清洗中不复存在，尽管这支英勇之师的骨血仍然存在于鄂州驻军之中，宋孝宗时的鄂州都统司仍有兵员四万九千人，多为岳家军旧部。所幸天道轮回，报应不爽。随着时光的流逝，“行营后护军”之类的正式番号，早已湮没在历史之中；张家军、韩家军之类的习惯称呼，也早就为人所遗忘。唯有赵构秦桧君臣顶顶憎恶的“岳家军”一词，却能够流传千古，独享盛名！相反，昔日作恶之人如今仍跪于西子湖畔岳王庙前，时时受人唾骂，亦不能赎罪于亿万之间。
延伸阅读
其实不懂领导的心 难逃一死的军事强人
绍兴十年（1140年）盛夏的一天，身在临安的高宗接到岳飞的捷报。中原大捷，高宗自然是非常高兴，他立刻召见了宰相秦桧商议下一步的计划。当时高宗的心情可想而知，大宋朝受了金国多少年窝囊气，想到当初自己被金军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好几次逃亡海外！现在，终于熬出头了。高宗肯定还会想，要是真能收复幽云十六州，完成太祖、太宗的遗愿，那自己就真是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了……
高宗把岳飞大捷的奏报递给秦桧，准备听取秦桧的意见。没想到秦桧面无喜色，反问了高宗三个问题，就这三个问题，不但把高宗说愣了，也断送了岳飞的性命。
秦桧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岳家军真能消灭金军吗？”高宗陷入沉思。确实，金军的强大是高宗领教过的，宋军的软弱也是高宗亲眼所见，这才几年工夫，岳飞就能把金军彻底消灭了？这确实叫人起疑。当时，岳家军确实取得了一些胜利，并罕见地在平原上以骑兵对阵决战的态势击败金军。不过，金兵的损失也没有到一败涂地的地步。正当高宗陷入沉思时，秦桧的第二个问题到了： “您还记得前两年的淮西兵变吗？” 这个问题勾起了高宗的思索，绍兴七年（1137年）三月，刘光世提出退休，他所带领的淮西军各部互不隶属，矛盾日显。朝廷无法驾驭，最终刘光世旧部叛变，大肆掠夺，掳走庐州官员、眷属、百姓共二十万投降伪齐。不过，高宗可能还会想，“岳飞忠心耿耿，不会投降吧？”秦桧的第三个问题来了：“太祖皇帝龙兴之前也是个忠臣吧？”高宗心里 “咯噔”一下。这时，秦桧提出“见好就收”，趁着宋军占了一点优势，赶紧和谈。高宗想到自己从登基到现在没过过一天太平日子，才三十多岁已经有了白发。思索到这里，高宗下了决心——和谈。
想明白了的高宗想和谈，战场上吃了亏的金兀术也想和谈。最终双方达成了“绍兴和议”，宋金两国边境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
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绍兴和议”达成后，高宗皇帝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武将没有用了。怎么处理呢？这就要回顾一下大宋朝的立国传统。
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立即执行了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等一整套政策。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权与兵权，并从体制上限制军人，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
在宋帝国的体制中，枢密院是全国主管军政事务的最高机关，中书省是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并称东西二府。尚书省设有一个兵部，在理论上讲，兵部的权力很大，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国防部。但实际上，宋代的兵部形同虚设，顶多是个文书转移上通下达的文牍机关而已。兵权掌握在枢密院。另外设有“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负责管理全国军队。
这样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权，没有管辖权；三衙有管辖权，没有调兵权；最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由皇帝临时任命。与此相应的是大宋帝国执行得相当彻底的重文轻武、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
自从“靖康”以来，在金军的打击下，宋朝的正规军已经土崩瓦解。中兴四将所领导的部队是在后来近十年的抗金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南宋政权在生死线上苦苦支撑，没有必要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实行“以文制武”。一切都在适应战争的需要而自然成长。如今，和议已成。高宗就开始着手恢复“祖制”，处理武将。高宗的第一步棋是“明升暗降”。此时，中兴四将中的刘光世已经出局，还剩岳飞、韩世忠、张俊三人。高宗下旨：“岳飞、韩世忠、张俊入朝，封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同时，撤销了三个宣抚司。等于是把三个大军区司令员都晋升为国防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这就把三个人的兵权夺了。从此“遇出师临时取旨”，将调兵权收归朝廷。
在强行剥夺三大将兵权的同时，又先后压缩各路大军编制，将行营护军的番号改为御前诸军，并且将各路大军拆散肢解，化整为零。由过去的四路驻屯大军，改编为十路驻屯大军。于是，高宗很顺利地完成了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高宗虽然夺了岳飞、韩世忠、张俊的兵权，但仍然不放心，很难保证这些大将在兵权被夺后不会心生怨望，而他们在自己老部队中的号召力也不可低估。张俊发现皇帝要动自己，马上交权，还跑到秦桧那里表忠心。史载，张俊“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韩世忠则跪在高宗面前大哭，脱下衣裳给高宗看自己的伤疤。从此，他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军事，居家数十年，淡薄自如。按说都是有功之臣，张俊、韩世忠过了关，岳飞怎么就过不了关呢？朱熹有一个观点：韩、张二人在苗刘兵变中有救驾之功，和高宗关系较紧密，而岳飞相对疏远一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宗对岳飞的猜忌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一开始，高宗对岳飞还是信任的，觉得张俊、刘光世贪图富贵，只有岳飞是真心抗金，高宗曾在寝阁中接见岳飞，曾许诺全国的军队除了张俊和韩世忠，其余都归岳飞节制。但岳飞是行伍出身，缺乏政治经验，不懂揣测皇帝心思，对高宗的容忍度有所高估，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撂挑子威胁皇帝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后，高宗封岳飞为节度使，又封他为武昌开国子。之后，岳飞平定伪齐，高宗又加封岳飞为太尉衔，位列三公。高宗召见岳飞，问“中兴大计”。岳飞答道：“臣伏自国家变故以来，起于白屋，实怀捐躯报国，雪复国耻”，高宗听了十分满意。岳飞还说，除了“收复失地”，还要“迎回二圣”。有一种看法，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了。
不过，徽宗死讯传到江南后，岳飞也改了口，不提钦宗，只说“奉邀天眷归国”，而北伐成功是为拥护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学者王增瑜就认为：“迎二圣”并不是岳飞和高宗发生矛盾的症结所在。
两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大概是绍兴七年。当时，刘光世放弃兵权，高宗想叫岳飞指挥刘光世的淮西军。这遭到了时任宰相张浚和刚刚出任枢密使的秦桧的反对，理由就是防范与裁抑武将。事实上，防止武将坐大的问题已经被提上日程。只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无法落实。高宗很清楚“不可能一边限制和得罪武将，一边要求他们奋力保卫自己。”张浚与秦桧认为，即便暂时不能限制武将，也不能主动帮助武将坐大。他们提醒皇帝：让一员武将掌握过大的兵权，一旦此人功盖天下，便悔之莫及了。高宗听后深以为然，当即给岳飞另外写了一份手诏，告诉他：合军一事，“颇有曲折”，委婉地取消了成命。张浚又去找岳飞谈话，装作征求意见的样子，问岳飞对于让刘光世的部将统领淮西军的意见，等于是拐弯抹角地告诉岳飞事情起了变化。岳飞据实相答，认为张浚的人选在能力和性格上都有缺陷。张浚又问张俊和杨沂中，岳飞又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张浚按捺不住，一句很伤人的话冲口而出：“你的意思是非你不可。”岳飞答：“难道我是图谋这支部队吗？”两人就此闹翻，此后，张浚多次上奏皇帝，坚决弹劾岳飞说“处心积虑地就想兼并别人的部队”。
岳飞的举动更是把皇帝推向了张浚一边。得不到淮西军的指挥权，他擅自躲到庐山为亡母守孝，不理军务。这就等于跟皇帝摊牌，以撂挑子要挟天子。由于军事形势所迫，高宗没法发作，只好压住怒火。他给岳飞最主要的助手参谋官李若虚和统制官王贵二人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让这两个人前往庐山请岳飞还军。岳飞闭门不见。李若虚反问岳飞：“你有什么资本不服从朝廷的命令？朝廷怪罪下来的话，就是咎由自取。你原来就是一介草民，皇帝不嫌你出身微贱，不到十年就把你从士兵升到太尉，你这样对得起皇上吗？你对得起朝廷吗？你不想收复中原吗？你辞了官，没了兵，如何抗金啊？再说，我俩追随你多年，现在奉旨请你下山，如今我们怎么回去复命？皇上不敢杀你，我们俩可就完了。” 这一番话很有可能就是高宗深藏在心底，想说而没有说的话。
岳飞下山之后给高宗写了一道请罪奏折。高宗也说了一番看似不软不硬，实则杀机四伏的话：“对于你这一次的轻率举动，我并没有生气；要不然，必有惩处。这就是太祖所说的：犯吾法者，惟有剑耳。之所以还让你统领部队，把中兴大业托付给你，就是因为我没有生你气的意思。”
回去之后岳飞就整军经武，准备多立战功，扭转高宗对他的恶劣印象。高宗也表现得很大度，说：“恢复之事，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叫岳飞好好打仗，收复中原。可实际上，君臣关系已经出现了严重裂痕，再难修复。
建言立储，屡犯大忌
这年八月，岳飞又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岳飞觐见皇帝，在汇报完各项工作之后，拿出一份拟好的奏折，奏折的意思是“建议皇帝立建国公为太子。”世人皆知，高宗没有生育能力，但他才三十多岁，正值壮年，还存着个自己生儿子的念想，岳飞把这事提出来，皇上能不生气吗？高宗的涵养还不错，没有发作，只是说：“这种事不是这个领兵驻外的大将应该说的，你退下吧！”
岳飞提出此事的出发点还真不是干预皇室内部事务，还是为了他的北伐大计。当时，岳飞听说金人准备立宋钦宗的儿子为帝，建立傀儡政权。毕竟，相比高宗而言，钦宗才是大宗。岳飞建议中所说的“建国公”是宋太祖的嫡出后代，相对于宋太宗之后的钦宗而言，更是大宗，此举可以排除钦宗对高宗皇位合法性的威胁。虽说是一心为国，但是，岳飞插手中央政治，管到皇位的继承人人选，这在宋代绝对是个极大的忌讳。南宋初年国家动荡，干戈不息，需要军人出力保家卫国，压制武将的情形虽然有所好转，但是大体上对武将的防范之心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他三位将领，像张俊、韩世忠和刘光世都是只管埋头军务，很少插手中央政务，当然也没有建立像岳飞那么大的战功——偏偏岳飞做了那出头鸟，直接插手皇家最核心的皇位继承问题——这怎么可能不引起高宗的猜忌呢？
当时，岳飞的“岳家军”有十万之众，兵力最强，财力最厚，名义上是王师，实际上是自己的私家军，各级军官对岳飞本人的忠诚度比对朝廷还要高，潜在的隐患很大。据南宋枢密院机密文档透露：南宋朝廷多次向岳家军派遣监军，都被岳飞以各种理由阻挡，只好派遣卧底人员进入岳家军，后来这个卧底凭着自己的本事做到了军需官，统筹粮饷，受到了岳飞的重视。在一次饮酒闲谈之中，岳飞自比曹操。他还要求高宗给他添兵，被高宗拒绝——北伐是不是扩充势力的旗号？疑问已在高宗心里根深蒂固。甚至岳飞礼贤下士，留心翰墨，也让皇帝疑神疑鬼。
不仅如此，岳飞还在政治宣传上另搞一套。那时，南宋出师北伐的目的是收复失地，在政治上并没有明确提出要“迎回二帝”，可岳飞却大张旗鼓宣传“直捣黄龙，迎回二帝”，岳飞自己这么说说也就算了，他还命令军中乐师谱曲，在岳家军中广为传唱，大造声势。更叫高宗不能接受的是，岳飞不听朝廷的训令扩编军队，还依仗武力向驻地富豪大户征粮征税，对地方财政税收横加干预，以抗金之名，私自截留地方财税为己有。岳飞的“岳家军”在高宗眼中，已经近乎于唐末五代的藩镇。
所以，在“绍兴和议”之后，张俊、韩世忠乖乖地俯首求饶，都过了关，就是岳飞不能过关。还有史料记载，在双方暗中和谈时，兀术曾给秦桧寄信：你天天求和，但是岳飞却意图北伐，况且他杀了我的女婿，此仇不可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在颍昌之战中，兀术的女婿被岳家军所杀，许多学者相信这封信确实存在，对岳飞的被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王夫之看来，高宗解诸将兵权急于议和，而秦桧为了坚定地推行议和方针必须解诸将兵权，岳飞在解兵权和议和两个问题上都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君权与相权在这件事情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岳飞也就难逃一死了。
秦桧给岳飞罗织了三条罪名。第一条罪名，说岳飞在军中抱怨，国家没救了，皇上不修德。这叫“指斥乘舆”批评皇帝。第二条罪名，岳飞在撤军时问张宪：“这天下事应该怎么办啊？”张宪回答：“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第三条罪名，岳飞跟张宪说：“我跟太祖爷一样，都是32岁当节度使。”这三句话连起来听，具有无限的解读空间。历史学讲究“剪刀+糨糊”，秦桧对此自是熟稔，把这三句话黏合在一起就是——岳飞想取而代之。
岳飞真的要取而代之吗？在押解回杭州的路上，经过岳家军的驻地，不少岳家军将领到驻地来见岳飞，声泪俱下，劝其“自保”。岳飞一拍桌子说：“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我不负朝廷”，把手下人全轰了出去。
高宗派御史中丞何铸主审岳飞。何铸说：“有人告你谋反。”岳飞二话不答，衣服一脱，背上四个大字“尽忠报国”。何铸审了几天没有结果，觉得这案子没法审，反而为岳飞辩诬，叫秦桧另请高明。秦桧换爪牙万俟卨上阵，也审不出结果。岳飞在狱中以绝食相抗，并不自诬。最终高宗下旨处死岳飞，这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刑部、大理寺提议，“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乃多差兵将防护。”本来秦桧和万俟卨以刑部、大理寺名义上状，想留岳云一条命，但高宗没有手下留情。
什么叫“莫须有”
高宗与宋太祖不同：太祖有大智慧，很少耍小聪明；在冲锋陷阵中形成了威望、自信与才干，对再能干的文臣武将基本能够收发如意、摆布自如；或者换句话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军阀，因此并不惧怕那些小军阀。高宗虽号称“中兴之主”，但还是凭着皇家正宗子孙的血脉登上的皇位，意志与毅力相当脆弱，远远说不上强悍；特别是由于缺少军事才干，没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厮杀的经验与阅历，没有由此建立起来的威望与自信，于是，在内心深处，对军人可能的尾大不掉、拥兵自重充满恐惧。
八年前护卫亲军的叛乱，眼前的淮西兵变，都在提醒他，杯酒释兵权的道理。以史为鉴的南宋君臣恐怕也知道，像他们这样跑到江南去“中兴”的政权此前也有一个——东晋，当年无论是篡位失败的桓温还是成功禅代的刘裕，都以北伐作为积累政治资本的手段。如果岳飞真要收复失地，那可是再造宋室的不赏之功。
史书记载，岳飞蒙冤时，韩世忠闯进相府见秦桧：“岳飞到底有什么罪，你要害他。”秦桧回答：“其事莫须有。”人们想象中，韩世忠拍着桌子问秦桧：“你这么做自毁长城，过得去吗？”秦桧哆哆嗦嗦地说：“可能有吧。”实际上，此时的秦桧圣眷正隆、大权在握、有恃无恐，懒得跟韩世忠废话，他以反问、诘问口气说“难道没有吗？”一句话就把韩世忠给打发了。
岳飞必须死，罪名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乃上意也”。
史书记载说，判决公布后，“天下冤之”，众多士民为之下泪。行刑当日，杭州城凄风苦雨，整日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