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2年的仲夏，一天，烈日炎炎，在通往秦都栎阳的大道上，走来一位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这西风古道上的阳光，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在辉炫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位精力充沛的男子，就是日后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卫鞅）。
商鞅的变法影响中国历史，因他的变法而形成的株连制与户籍制阴魂不散，他所配套的户籍法与连坐法使统治锲入民间，不仅夯实了专制的根基，管治了小民的生老病死，且控制了百姓的左邻右舍。
而此时，他还仅仅只是一位寄人篱下的魏国中庶子。他在自己而立之年划定的人生框景中，其行为方向，可能就是通过研习李悝《法经》的思想，谋划一个有秩序有法度的专制帝国，来完成他的人生使命与历史使命。
他为何行色匆匆，不顾一切地向秦国的都城栎阳奔去？
原来，不久前因操劳成疾的秦国国君秦献公因病辞世，21岁的年轻太子渠梁即位，是为秦孝公。这秦孝公，少年立志，别有抱负。但此时秦国与周围各国关系紧张，秦孝公能否承续献公的事业，实现自己的雄图霸业，人们正拭目以待。
当初，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废除了实行三百多年的殉葬制度；在公元前375年又改革户籍制度，将农民按五户为一伍进行编制，这为日后商鞅变法的户籍改革奠定了基础。此外，秦献公推行县制，先后建立了栎阳、蓝田等县，强化了秦国的中央集权。
改革使秦国逐渐强大，开疆拓土自然成为秦国的优先选项，秦献公开始窥视富强的魏国的领土，公元前366年，魏惠王在武都（今陕西省华县）筑城，被秦国派兵破坏，为此，双方兵戎相见，大打出手，秦军在洛阴（今陕西省大荔）大败魏军。这一仗，大大鼓舞了秦国的士气，这是自吴起镇守河西以来，秦军首次在河西的胜利。
继而秦军在公元前364年大举进攻河东，并在石门（今山西省运城）击败魏军。尔后少梁一战，秦军又势如破竹，乘胜攻占了庞城。
如此一来，魏国的河东地区已被秦、赵、韩三国包围，只有上党一线与国内连接。
而魏国的都城，正在河东。
魏惠王审时度势，面对秦国虎视眈眈，他果断将都城从安邑迁往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魏国也称为梁国，魏惠王也称为梁惠王。
魏惠王的迁都，使秦军不敢长途奔袭，远离关中，于是，强大的魏国得以喘息。据此，魏惠王痛定思痛，他休养生息，养精蓄锐，使国力很快恢复。
此时，秦魏之间的争霸格局已形成胶着状态，一旦开战，魏军如西出，有可能突破秦军的洛水防线，直逼泾渭地区，不仅新都栎阳难保，旧都雍城也十分危险，因此，秦国的形势依然岌岌可危。
就在此时，秦孝公登基，他环顾四周，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勃勃野心，因而这个强大的生命即发出“求贤令”。他提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秦孝公招徕人才的标准：需要具有身怀富国强兵之策、满腹经天纬地之术的饱学之士，而不需要门第显贵的碌碌无为之辈和吹牛拍马的谄媚之徒。
秦孝公开出的价码极具诱惑。
商鞅要等待的，就是这样的帝王。
所谓历史奇人、旷世奇才，一定目光犀利，瞄准的就是机会。
魏国的相国公叔痤是两朝元老，他曾亲自带兵与秦国交战，然而少梁一战，公叔痤率兵与秦军对垒，不幸兵败被俘，战后被秦国放回。
公叔痤被放回魏国后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毕竟年龄不饶人，一病不起。
对于这位两朝重臣，魏惠王一直敬重有加，听说公叔痤患病，便亲往相府探望。
公叔痤病卧在床，魏惠王亲自到府，他也不能起身了，可见，病得不轻。魏惠王见公叔痤病状，知他来日不多，便俯下身来，拉住公叔痤的手说：“你从辅佐先王至今，为国操劳，数十载夙夜忧国，令我感佩。如今卧病不起，我为爱卿患病深感焦虑哦！”
公叔痤老泪纵横：“老臣恐是油灯耗尽，不能为国效劳，为君分忧了。”他感激涕零地说：“以魏国强盛计，启用奇才至关重要！”公叔痤此言好像是猜中了魏惠王的心思。其实，魏惠王前来探望也有想听一听他对继任相国人选的看法，魏惠王赶紧接过公叔痤的话头问：“爱卿可有人选？”
“老臣的中庶子卫鞅（即商鞅），此人奇才，可堪大仼。”
这里，公叔痤所说的中庶子，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即相国的侍从秘书。
“卫鞅？这是何人，寡人怎么从未听说过？”魏惠王一听公叔痤说出卫鞅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大失所望。
公叔痤一把抓住魏惠王的手：“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他熟读先相国李悝的《法经》，了解魏国的各类典章规则，名为相国的中庶子，实质是下臣的主心骨，国家的大事，有很多都是他为下臣出谋划策。”
“如是这般博学之士，为何寡人不知？”
“唉！下臣多次都想推荐，只是因一己之私，想留在身边，为下臣谋划，故影响了他的前程。这都是下臣的私心，他才呆在相府默默无闻，没有名气。但下臣可以向您保证，他有盖世的才华，如果重用他，必成霸业。”
魏惠王沉默不语。
魏惠王内心在想，如此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怎能堪此大用，如启用卫鞅，岂不让天下耻笑。
公叔痤见魏惠王不语，知他不愿启用无名之人，叹了一口气，叫屋内的人全部退下。此时他压低声音向魏惠王说：“您如果不用他，干脆把他杀了。”
“为什么？”魏惠王大吃一惊。
“下臣的一生，有一大憾事，当年吴起离开魏国时，让他负剑出走，活着离去。以后吴起到楚国，率楚军横断河东，饮马黄河，陷魏国于危亡之秋。而现在的卫鞅，他的能力不在吴起之下，对于这样的人，您要就重用，如果不用，必杀之。否则为他国所用，后患无穷！”
公叔痤扔给了魏惠王一个难题，这题目竟如此决绝，要就用，要不用就杀，二者择一，非此即彼，不符合国人的中庸之道。
魏惠王心想，老相国病重可能是在说胡话了。卫鞅一个小人物，哪能像相国所说的那样有盖世的才华？卫鞅怎堪比吴起？吴起来魏国之前，就在鲁国为将，一战大破齐军，其声名显赫，魏国才不拘一格启用吴起。而这卫鞅，除了今天听说，也仅仅是公叔痤一人之言，并无实际的例证，怎能随意启用。至于不用则杀掉，无缘无故杀掉一位相国中庶子，世人会说滥杀无辜。况且，不用他，他能翻得起大浪？
中国的历史，几经沉浮，撇开大一统不谈，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霸，战争频出，兵祸连年，故人才辈出，有可能是存在决定需要，抑或是需要决定存在。更有一奇怪的历史现象，这便是文气与杀气同在，文韬与武略之间，权谋远胜武力，正所谓阴谋诡计催生出国家的雄健与霸业；反之，赳赳武夫护卫之下的国度，多受其累。我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中，看到权谋天下的纵横捭阖，可以说这一时期演绎出的权谋大戏，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上登峰造极，而谋划强权专制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出场，应视为最精彩的篇章。
从出场的时间节点看，商鞅此人运气不佳，或许是他没有明白出场需要运作、渲染或铺垫，他既没有像后世的诸葛孔明那样，在未出山之前，就在隆中营造声势，自比管仲、乐毅，以卧龙的名气让刘玄德三顾茅庐；他也不敢负气出走，因为他没遇见慧眼识才的萧何，不可能也没有被“月下追韩信”的本钱；他口才虽好，但因急于求成而略显啰嗦，没有日后张仪一见秦惠文王便口吐莲花，一语中的；他更不可能像他的前辈吴起那样“杀妻求将”，一出场就充满血腥。
眼下，商鞅（还叫卫鞅）既无名气，又无地位，且无身份，更无爵位。即令有一位识才的公叔痤，也是二流伯乐，盖因私心太重，将他遮遮掩掩，藏于肘腋，等到临终之际才予以推荐，不仅为时晚矣，差点酿成杀身之祸。当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能是公叔痤感到对不住商鞅，他在魏惠王离开相府后，便差人唤商鞅来府。
实际上追溯血脉，商鞅也有高贵的成分，他是卫国公室的后代，因此，有史书叫他公孙鞅。只不过，落魄到魏国，在公叔痤门下担任中庶子多年，已经养成谨言慎行的品性。
这时的商鞅，大约29岁，个高消瘦，公叔痤一见他便说：“国君刚刚来过，问我谁能继任相国。”
他向商鞅看了一眼，见商鞅面无表情，便说：“我向他推荐了你。”
商鞅面无喜色，只是拱了拱手表示感谢。
“唉！国君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他看了看商鞅，商鞅仍无表情。
公叔痤叹了一口气，他看着商鞅说：“我向他推荐你，说你的才能超过吴起，他还是没有同意。”说到这里，公叔痤坐起来，撑着身子说：“我说，如果不重用你，干脆把你杀掉。”
商鞅听到这里，眼光闪烁了一下，旋即恢复如常。
公叔痤感慨万端，抬着头望着屋顶叹了一声：“你在我府上兢兢业业，为我出谋划策，我人之将死，其言不善哦！没有给你一个锦绣前程，反而将你陷于险境。但是，我这也是处于无奈，因我是魏国两朝相国，国君待我恩重如山，我只能站在魏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以我观察，你的才能举世无双，如国君不用你，早晚你必为他国所用，对于魏国来说，是个灾难。”
“既如此，大人何必告诉我？”
公叔痤说：“从魏国的国家利益考量，我建议国君杀你；于私交而言，你毕竟跟我多年，我不忍心哦，你快走吧！”
商鞅摇了摇头。
“你不走？你难道在这里受死吗？”
“国君不会杀我。”商鞅平静地说：“他既然不听你的推荐，必不在意我，怎会杀我？他可能很快就将我忘掉了。”
公叔痤瞪大眼睛，看着商鞅。
这就是二者的区别，魏国在启用公叔痤期间，公叔痤业绩平平，因而，在与秦国的交锋中，丧权失地。而这商鞅平静如水，料事如神，已然超越公叔痤。果然，魏惠王在公叔痤死后，忙于政事，很快就将此事忘掉。
商鞅在魏国的命运，也与后世很多知识分子的命运大抵相同，没有名气，没有身份，没有地位，要想攀上高枝，一展雄姿，难啊！即令是魏惠王这样的君王也难免俗，居然以身份、名气看人，错过了商鞅。实际在战国七雄中，魏惠王不是英主也算雄主，公叔痤死后，他励精图治，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魏国走出低谷。
商鞅到了秦国。
商鞅的出场，颇具戏剧性，否则，惜墨如金的司马迁不会渲染商君四次出场的景像。
此刻，竞争者无计其数，各国辩士奇才也纷纷西行，冲着秦孝公的《求贤令》奔来。一时，秦国的都城，豪杰奇才，粉墨登场，各显神通，竞争无比激烈。
商鞅的成功与否，关乎他的政治前途，也可以说千年的道行在此一举，这一次，商鞅可以说是使上吃奶的劲，他费尽心思……
且来看司马迁如何评说。
商鞅第一次得以求见孝公，太史公曰：“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
从《史记·商君列传》的上述记载，可看出商鞅到秦国后，还是攀上孝公的亲信景监的，至于怎样认识景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说明，商鞅与一些知识分子恃才傲物不同，他还是懂得打通关节的，他通过关系得以求见孝公，最起码求见孝公的目的是达到了。
只不过，商鞅方法不当，他夸夸其淡，大谈帝道之治，秦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把商鞅打发走后，孝公对景监大为光火：“你的客人是一个大言欺人的家伙，这种人怎么能使用呢！”话到这份上，从一般情形看，商鞅的政治生命在秦国几乎被判死刑。
殊不知，春秋战国与大一统毕竟不同，求贤若渴仍是各国君王的当务之急。经商鞅一再解释，强调自己并没有大言欺人，而是向孝公喋喋不休地讲述尧、舜的治国方法，看来这种帝道之术远水不解近渴，引起孝公反感，如能再给机会，改变讲述的内容，可能孝公会采纳。据此，景监又一次恳求孝公召见商鞅，随之第二次见面，商鞅把治国之道即禹、汤、文武之治说得畅达淋漓，仍然不合孝公之意。
怎么办呢？
景监给他出主意：“什么帝道王道，孝公现在不感兴趣，他要解决当下的棘手问题。你既不要夸大其辞，显示你的口才好；也不要故弄玄虚，展示你的谋略权术。你就向对我这样，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说些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就行了。那些信口开河的说教免了，就按我说的办，情真意切地说明问题，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商鞅第三次得见孝公。
太史公这样记录：“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得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
司马迁寥寥数语，把商鞅与孝公的这一次见面刻画得栩栩如生，商鞅在阐述帝道王道之术失败之后，他在这次会谈中，以霸道点题，切中要害，下药之猛，对于治疗秦国当前之弊，一语中的，击穿了孝公的靶心。孝公急于求成，双方一拍即合。
按司马迁所说，这秦孝公听得出神，竟用手肘习惯性地去撑席前的小几，却扑空摔倒在商鞅面前。司马迁只一句“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便将孝公倾听商鞅所述的景象活脱脱地展现出来，是那样生动！那样活灵活现！什么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什么“宣室求贤访作臣”的诗句都不及这句话的形象比喻让人极富想象，秦孝公听得痴迷的神态，以及扑空摔倒的尴尬都让人忍俊不禁。佩服！太史公用笔之精妙，关键时刻，一句话，一个动作，让读者心领神会。
其实，商鞅表述的，是一位身陷乱世心比天高的扭曲生命对社会的索取，他的这些阴谋权术与霸道之治如罡风阵阵，煽起了秦孝公内心之中雄霸天下的连天烽火。不可否认，商鞅胸中的谋略八卦应是他多年苦学修炼的积淀，但他从帝道之术转向王道之治，旋即掀起霸道之火，完全是察言观色的投其所好。
司马迁对商鞅与秦孝公的四次会面，作了层层铺叙，商鞅由帝道转王道，进而趋霸道，再谈治国。在这里，司马迁并无对帝道、王道、霸道与治国作进一步评估分析，但后世之人则因商鞅的变法催生了大秦帝国的崛起，而对商鞅赞多贬少。
历史上的事有时也说不清楚，有相当多的人也不赞同商鞅的变法，认为商鞅与秦孝公，两个急于求成的男人凑到一起，为了追求权力的最大化，竟然相互激励，甚至不顾一切，管他阴谋与阳谋，管他王道与霸道，只要成功，行贿、欺骗、杀戮、厚黑，一切的一切，都只为成功，哪管权谋还是八卦，兵家还是法家？为了追逐功利，一切为我所用。
思想是人想出来的，国王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把这利益称为“国家利益”，而权臣为了讨好君上，谋取自己的利益，便偏离了为社会大众思虑的方向。先秦时期的法家，就讲究为国王谋划的法术势，说直白一点，就是如何获得更多更大的权力以及如何玩好权力游戏。由于权力乃天下公器，且是撒旦与上帝共舞的游戏，当然具有无穷的诱惑与乐趣！
池田大作说：“权力天然具有反民众的特性，人类必须永远警惕罪恶的权力！”
但是，权力除了使君主与大臣获得摆布他人命运的无穷乐趣外，还有自身享受不尽的利益。因此一念之间，就会走火入魔，误认为将民众呼来唤去，只要让他们吃得饱，就可以让他们为自己做牛做马，并且还幻想让自己的子孙也享受这样的待遇直至千秋万代。事实果真如此吗？尔后承续商鞅之法的秦二世“其亡也忽焉”。
但此时，商鞅为报秦孝公的知遇之恩，他哪管这些，他振振有词：“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有这样一个蛮横的前提，商鞅的结论令人错愕。“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这些赤裸裸的胜民、制民理论在《商君书》中比比皆是，令人不寒而栗！
这也可能是商鞅以后作法自毙的因果，或许也是法家输给儒家的一个缘由吧！
说这话可能有些牵强，商鞅所做的一切也不能说是法家做的一切，何况这时商鞅正大获全胜，他迎来了自己的历史，他粉墨登场了，他要大展雄图，至于法家倡行的严刑峻法是否对孔子的宽厚与仁义有所冲撞，这些，于商鞅而言，他真的顾不了这些，他只要君王高兴，就行了。
商鞅一头扑进功利主义的怀抱，他知道以农耕为生的小民要的就是眼前，谁去管万世，谁去过千秋？他大手一挥，一根木柱竖立在城墙下，在栎阳城的南门，一根三丈长的木头靠着城墙，旁边的墙上张贴了一张告示，意思是说有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一时，围观者甚众，人头涌动。原来商鞅要找一个人，一个搬得动这根木头的人。在围观的数千人中，谁搬不动呢？看来，新来的领导在变着法子消遣百姓，大家都这样想，搬这根木头，从南门到北门，太过容易，十个铜钱都划算，怎么可能赏金十两？
一上午就过去了，围观的人来了一拨走了一拨，又来一拨。
到了下午，有官吏奉商鞅之命，在告示上加了一个“五”字，即赏五十两黄金啊！
有个农民工，看了半天，见众人都不搬动这根木头，他这人，有点二愣子的脾气，于是就鼓起勇气，在大家的嘲笑中扛起了木头。他想，管他的，就算被耍了，也没有亏什么，反正力气在自己的身上。
这真是一支奇怪的队伍，一个人扛着木头在前走，数千围观的人跟着他走，浩浩荡荡。
看来，围观看热闹，是传统，有基因遗传。因此，有人说我们其实是一直活在春秋战国，那些秦汉、魏晋、隋唐、宋明的传统有很多就源起于这里，以致到菜市口看杀人、到广场上看公捕公审大会的热闹都不能说与这传统无关。
这农民工很快就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在城楼上等候，他在一群官吏的前呼后拥之下来到北门城楼下。
“这根木头，是你搬来的，从南门楼过来的？”商鞅指了指木头问。
农民工小伙子有点不好意思，红着脸，腼腆地点了点头。
围观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比这农民工二愣子更着急，人们踮着脚，张大嘴，伸长脖子，等着看笑话。
商鞅微笑着看了看大家，他一挥手，立即有卫兵端着盘子过来，到这搬木头的傻小子面前，商鞅将盘子边的红布揭开，金灿灿的五十两黄金元宝就在盘了里，金光灿灿。
这一天史书好像记载是公元前359年的一天，也巧，这天阳光灿烂，五十两黄金在阳光的投射下，光芒刺眼，围观的众人都有点睁不开眼。
这是商鞅宣法立威之举，有人说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不过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天空中升起的一颗星，这点光亮正是在周室衰微之际发生的，商鞅带着朝气，凛然而立于历史的舞台，他要由边缘向中心过渡，他的出场充满着文气与杀气，也只有在秦国，在这个阻力最小的空间，为商鞅这位变法者提供了发挥勇气与才智的舞台。他能出奇招，出奇制胜。这就是说，商鞅博览群籍，环顾四周，审时度势，他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国争霸中抢得先机，形成强势。因此，商鞅能够大显身手，一展奇才。这些都是商鞅窥视高人、学习先贤、借镜前辈、厚积薄发的结果。
商鞅的变法，体现了战国时期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形成的强势与极具浓烈军事色彩的大秦帝国结合，其强大的气场正通过剽悍的秦风席卷群雄，商鞅在波澜起伏的战国争霸浪潮中顺势而上，以变法者的无畏粉墨登场了。
他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成为大秦帝国崛起的奠基人。
本来，农民种田，天经地义，无须国王操劳。但商鞅的计谋在于不仅要将农民捆绑在田地，甚至还要绑架他们的思想。在商鞅看来，不让农户们有其他想法，必须断取经商与学文的路径，这样农民们除了努力开荒为国家多纳粮税外，只能埋头劳作了。
商鞅认为，对国家的稳定造成威胁的就是习文与经商。
商鞅从农民的可贵之处看到了愚昧，他深知农人们一旦有了知识，他们也会像他（指商鞅自己）这样游说于各国，必不甘心耕田劳作。
有鉴于此，商鞅特别警惕秦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为消除这些影响，商鞅命令秦地的官吏焚烧儒家的经典如《诗》、《书》等著作竹简。可以说，商鞅虽然没有直接坑儒，但焚书他是秦始皇的先辈。
非但如此，商鞅还下令取缔了农民们的一切娱乐活动，他要让农民“意一而气不淫”，一心一意、一门心思地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农业之上。
他害怕商业，他认为商人唯利所图，利欲熏心。加之商业需要流通，不易管治。因此，商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他禁止秦国的百姓自由迁徙，甚至连走亲戚、逃荒都要经官府批准。旅客住店，要有当地官吏出具的证明，否则，店主与客人一并处罚。
商鞅可以说是重农抑商的先驱，他对商人、商业的打击与抑制无以复加。在他主政时期，秦国“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粮食与销售完全由官府把持。
当然，商鞅这些急功近利的变法措施，与儒家施仁政而安近怀远的长久之策相比，确乎效果明显。《垦草令》实施几年后，大片的荒地变成农田，农作物产量也大幅提高，国家的粮库里堆满了粮食，农人们也衣食无忧，正所谓“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加之，贵族的封邑制被打破，贵族的权力受到极大抑制；知识分子无用武之地，被强赶离去；商人们无利可图，受到打击。因此，农人们获得平均主义层面的心理平衡，“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满足的农户此时感到商鞅的变法带来了看得见的利益，至于那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言论自由与农人们实在没有太过直接的干系。因此农人们忘了人类的本质，即上天所赋给人最重要的就是“吃饭与说话”这两项天赋的权利。但是，人们往往只注意“吃饱”的权利而忘记了“说话”的权利。农户们亦如此，吃饱了，就敲罗打鼓地来给商鞅送万民伞。
如果说《垦草令》还有开荒拓土、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的功效；那么为了达到实行专制集权的目的，户籍法、连坐法的颁行就是典型的恶法范例了。
所谓户籍法，就是在秦献公制定的按五户为一伍的制度基础上，进行全国性的统一编制，并在这之间实行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株连制度。
所谓连坐法，这是户籍法的配套法。概言之，是指一人犯法，全家同罪，邻居受牵连。对罪行知情不报者，或藏匿罪犯者，处以腰斩之刑，全家财产充公。如有人向官府告发并举报，可以免罪，甚至还能立功重赏。
连坐法公布后，人人自危，连坐法以及以后衍生出的保甲法，都使人不寒而栗！该法株连之广，造成邻里乡亲，相互猜疑，彼此告发，使人人都处于紧张、恐惧的状态，甚至互相为敌。这，大大有利于统治。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将户籍法、连坐法奉为圭臬。
商鞅在学习李悝《法经》时，把重点集中到刑法方面，因而他有喜好刑罚之名。他在推行严厉刑罚方面登峰造极，他主张轻罪重刑。商鞅认为，如果对轻罪者处予重刑，那么国人就不敢犯重罪。
商鞅变法影响巨大的措施还有强化县制、实行集权制的行政治理的改革。
所谓推行县制，是商鞅在秦国境内，将所有的乡邑、村庄整合为41个县，由秦中央政权直接管理。人口满一万户及一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县令、县长之下设管理民政的县丞和掌管军队的县尉。
商鞅制定并推行县制，且属于行政法范畴，他使秦国分散的乡、村归于一统，形成大县与小县的行政区划，便于中央集权的权力集中。
商鞅推行县制，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强化了中央集权使秦国的管理高效集中，政令畅通，对于军事色彩浓烈的秦国来说，中央集权使强制管理深入基层，将土地利益与户籍徭役兵役捆绑在一起，既形成了高效而强大的军事战斗力，也因在秦国全境划分41县进行统一管理，强力控制，编户齐民，予取予求，促成了发达的军事组织与高效统一的官僚体系的协调。因而商鞅变法中县制的设立对后世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官僚制度的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
不利的一面，则是因县制的形成奠定了中央集权的牢固基石，使中央政权直至县的垂直管理下沉到乡、村，失去了横向的平衡与制约的拘束力。因而千百年来，中央政权对小民的管束无以复加，抹杀了民众的个性。甚至在商鞅的权力淫威下，消除了小民们的任何娱乐性，剥夺了小民与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这一无制衡的垂直管理体系，使统治权力锲入民间，造成官方公权暴力与管治的无所不在并肆虐泛滥。遍及全国的贪腐贿赂与人为冤狱，让小民们遭受盘剥与灾难。可以说，正是小民百姓的血汗、冤屈、贡税、劳役与兵役映照了商鞅个人的历史光芒与大秦帝国的铁血辉煌。
物极必反，就在商鞅达到自己政治生涯、历史使命与理想抱负的巅峰之际，灭顶之灾悄然降临。公元前338年，45岁的秦孝公骤然离世，继位的新君秦惠文王狡黠诡诈，野心勃勃。他早年就与商鞅有怨，此时一方面他为当年两位老师因他之故被商鞅割鼻与黥面而耿耿于怀，他要消除贵族们的怨恨和部分草民的不满而寻找替罪羊；另一方面，他也要去除商鞅功高震主的隐性威慑，这位双面君王是一条变色龙，他在对商鞅微笑时，已经起了杀心，他要独享变法成果必须杀掉商鞅以确定霸道威权。
于是，秦惠文王车裂了商鞅，用商鞅最津津乐道的严厉刑罚馈赠商鞅。
商鞅的变法，有广度，有深度，在秦国落地生根。秦惠文王车裂商鞅之后，仍然奉行商鞅之法。要评述商鞅之法，因考古发掘的资料有限，加之多年来通过正史等古籍中的零星记载汇辑，难免有碎片化记录的拼图感观；而各朝各代的评述，也因政治利益不同与文化视野的局限，产生截然相反的价值评说，甚至有摸着大象的脚说是柱子，即以偏概全的评论。
从现存的点滴史料看，《秦律》在我国的法制史上，应占有重要位置，遗憾的是丰富的史料大多没有流传至今。现有史料及古书中的片断记载，只是一麟半爪，不能窥见全貌。
不过，我们从“作法自毙“的成语典故中发现商鞅变法的弊端。史书记载，商鞅为逃避秦惠文王的追捕，曾逃窜至蓝田附近的小镇。他又饿又累，便到镇上的一家客栈投 宿。商鞅报上假名后，客栈老板却向他索要介绍信，这相当于单位、居民委员会或人民公社的证明，商鞅仓皇逃跑，哪里拿得出这些部门开具的介绍信？他苦苦哀求，那客栈老板告诉他，当今大良造商君制定的法律明令没有介绍信一律不得住店，否则，店主与旅客一同坐牢，甚至杀头。
商鞅一听，不觉长叹，没有想到自己的新法如此害人。
成语典故“作法自毙“由此而出。从中可窥知商鞅新法之严厉，也可看出严厉管治民众带来的不利的一面。
在我看来，从法制史层面看，商鞅变法，有几点可以梳理归纳：
其一、商鞅变法的广度与纵深程度在当时堪称空前。
商鞅的变法从颁布《垦草令》到改《法经》为《秦律》，其涉及面之广令人惊叹!
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有拓荒垦地、废除井田、开设阡陌、分配田土、奖励农作、制作铁具等发展农业经济的法律法令；也有五户一伍、编户齐民、予取予求、犯罪同坐、邻里株连的户籍法与连坐法；还有重农抑商、限制流通、焚书禁言、抑制特权的法令律条；甚至还有加重赋税、增加徭役、扩大兵役等涉及税制法、劳役法与兵役法的内容。至于实行军功授爵、驱民为战的《军爵律》，则是彻头彻尾的国防动员令与军事法；而《秦律》之中的盗律、贼律、 囚律、捕律、杂律和具律，已涵盖部分实体内容的刑法，似有部分强制程序的原始诉讼法雏型的味道。此外，商鞅所设立的县制改革应为原始的行政法模态。
由上可知，商鞅变法的内容既多且杂，从现代法的观点看，涉及农业法、房地产法、土地管理法、林业法、户籍法、居民法、劳工法、兵役法、税法、民法、商法、文化管理法、社会治安管理法、监狱法、看守所法（条例）、刑法、刑事诉讼法、 国防法、中央与地方政府组织法。
可见，商鞅的变法，其广度是空前的。
其二、商鞅变法的内容体现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古代法特点。
在商鞅颁行的法令中，其内容多数属于民刑诸法，是谓诸法合体。如《垦草令》中就有分配田地等属于“土地管理法”特性的内容，又有奖励农耕与垦荒，可免除徭役赋税的“赋税法”的规定，还有没收财产、课以重税、科处刑律的处罚。在“户籍法”中，又增加相互告发、同罪连坐、邻里株连的“连坐法”与“保甲制”的刑法内容，这是将刑罚锲入户籍制度之中，采取十分严厉管治的罪与罚。
总之，在商鞅颁布的新法中，诸如土地、赋税、开垦、徭役、兵役、户籍、连坐、县制、军功、爵位、度量、军事等涉及民法、商法、经济法、税法、国防法、行政法的法令均含有刑法的内容，商鞅新法之严厉由此可见一斑！总的来说，商鞅新法管治得太宽，涉及面太广，诸法合体、刑民不分的特点十分突出！
除了商鞅变法的涉及面之广及刑民不分的古代法特点十分突出外，商鞅变法影响之深远就不是一般语言文字所能涵盖的了。有人说，商鞅通过变法托举了大秦帝国。在我看来，这也不算夸张之词，事实上，渗入大秦帝国君王乃至平民血脉的商鞅之法已绵延千年。我读商鞅，一股冰冷的寒气浸透肌肤，寒气刺骨，如果仅仅是在法制史上论及商鞅之法，无论怎样残酷，怎样阴险，似乎可以就此打住。然而商鞅之法没有死亡，它活在当下，它以一种深入国人骨髓的阴气寒气，裹挟着同态复仇、禁言焚书、阴招毒计、残忍暴虐、变通功利席卷而来，围缠着我们。看商鞅之法，越看越冰冷，周身寒彻，杀气袭人。阴气与杀气岂止在法的本身，它穿越秦律的语境，在封闭的农耕文明的基石上锲入了政权的欺骗与权力的肆虐，奠基着这个日益牢固的中央帝国，为它增砖添石。
这是一个怎样的帝国，又是一个怎样的文明？
在这个封闭的系统，存在着一个自我围合的庞大而自成体系的农耕文明：它的北面，是秦帝国无与伦比的发明与创举——长城，这条蜿蜒的长龙似乎想隔离来自于大漠草原的滚滚烟尘和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马；它的西面，连接八百里秦川的秦时明月只能映照狭窄的河西走廊，漫天的黄沙阻塞了西出阳关的故人们的通道；西南面巍峨峥嵘的唐古拉山的冰峰应视为天然的屏嶂；东南沿岸的海浪波诡云谲，在海岸边修筑城墙，可以将大海的风浪拒之门外。
于是，在黄河与长江的调节、喂养下，辽阔大地上的农耕文明在此发迹、生存、繁衍。在这里，只需埋头耕作、开垦造田、自给自足，这就够了。其实，善良而十分勤劳的农民并不需要国王，他们在华夏这块丰腴的大地上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但是，他们追求稳定的心态却成了国王要求一统与维稳的借口；他们对于和平的企求却成了国王能够保卫他们的理由。本来，韩赵魏秦齐燕楚诸国的争霸角力，与农人们无关。但国王们有种种的借口与理由，扩充国土，扬我国威，皆与民同乐乎！于是，收税征兵就成为子民们的义务与必须。
可恶的是，农人们辛勤耕作，本来就脸朝黄土背朝天，这商鞅，竟出阴招恶招，不仅将农人们捆绑在土地之上，不准其流动，不准其旅行，不准经商，不准娱乐。这也罢了，还要绑架农人们的思想，使农人们除了吃饭必须闭嘴，可怜的人们只能劳作吃饭并上交赋税，或者去保卫他们并不需要保卫的庄稼，因为，即使换了国王，也仍然需要农民耕作，新的国王也仍然要为自己的赋税而去保卫农民们的庄稼。商鞅律法之恶真正的可怕不在于它残酷性，而在于它的欺骗性与禁言封口令。商鞅废井田后，鼓励人们开阡陌，实际这是人们自己垦荒而获取的成果，却变成商鞅与秦王分配给人们的土地的功绩。此外用五户为一伍的户籍法捆绑小民还不善罢甘休，还需动用连坐法让邻里乡亲相互告发，挑拨离间，使之成为互相监控的工具。真是举报有功，包庇同罪。如此阴险恶毒，堪称世界一流。再看那秦律，刑罚之残酷，不禁寒从脚下起！
商鞅之法，这是怎样的一种心计？它通过法、律、刑的外在形式，以阴毒、算计、暗招、威胁、禁言、恐吓、欺骗、残忍、厚黑围缠着这些善良而老实巴交的小民百姓。它使依附在土地之上的人们迈不开双腿，连颠沛流离、迁徙流浪、离乱逃逸，这些每一句足以伤筋动骨或万方磨难的言词都不能关联与适用。到了这份上，依附在土地之上的人们除了“热爱”依附的法律并“自愿”受其奴役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可见渗透着军事扩张欺压百姓的商鞅之法是恶法！它周密的算计与自以为是的万全安排，使秦帝国的领土获得了从国王到小民们的痴心守护。
商鞅之法以及商鞅的殚精竭虑，使大秦帝国的后辈君王们拥有了巨大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的“合法性”，确立了皇权专制的唯一路径。最终由秦始皇继承这一切且横扫六合，并在前述的庞大而封闭的场域内构筑举世无双的专制帝国，而中央集权的逐渐牢固，废封建，行郡县，中央集权专制的形成，这，不能说与商鞅的奠基无关。但大秦帝国的崛起与疆域的拓展，本质上与小民们无关，而商鞅之法的残酷性、欺骗性、侮辱人格性与禁言封口令将祸害千年！
